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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福三杰(上)
http://www.jxnews.com.cn 2003-07-28 0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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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的话

提起地处江西中部偏西、吉安市北面的安福县,人们或许知道著名的武功山便雄踞于该县境内,此山是佛、道双修的圣地。在安福有一句话叫“无村不樟,无樟不村”,据有关方面统计,全县有百年以上树龄的樟树8000余株,有千年以上树龄的达200多株。有人可能还了解安福是全国第一批商品粮和商品林基地,陈山红杉木、枫田辣椒较为知名,尤其是始于明末清初的安福火腿,曾以其“诱人之香,夺席之味”被列入宫廷御膳佳品,1915年还入选巴拿马博览会……

对安福,我们还知道些什么呢?上个世纪初,在几年的时间里,有三位少年,由安福走进了千里之外的清华园,他们是罗隆基、王造时、彭文应。三个同乡中,罗隆基年龄最大,彭文应最小。当年是罗隆基这位学长,将王造时和彭文应从遥远的安福第一次带进清华园,三人的学业完全相同,毕业后又都赴美国深造。而且,他们回到国内都对政治表现出特殊的热情,三位才子却对做官无大兴趣,一心想把自己在西方学到的一整套完整的关于民主和宪政的思想带给这个古老的民族。罗隆基曾作为中国民主同盟的主要负责人,参与了20世纪40年代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的很多政治活动;而作为著名七君子之一的王造时,因担任“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导人的职务,并表示赞同中共的“停止内战,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强烈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剿共”,一致对外,与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史良、李公朴、沙千里一起遭反动当局逮捕入狱,时称轰动全国的“七君子”事件。彭文应和罗隆基、王造时有着一样的政治热情,也是当时中国杰出的政治学家、法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在历史风云际会的苍黄时刻,三位安福才子可说是“书生论政”的典型。

从他们三人身上,我们大抵能看出在上个世纪三十、四十和五十年代,中国进步的知识分子们的心理轮廓及情感线条。他们从开始的在若干重大政治关键问题上虽同中共采取互相配合的一致行动,但总是宣称自己是国共两党间的第三者身份,到以后的公开声明同中共通力合作,显示了一边倒的态度,这并不是类似建国以后一次又一次的运动强迫“洗脑筋”的结果,而是在一个战乱不止、苦难不止、忧患不止的东方大国里理性的必然选择。在共产党与国民党的长期较量和斗争中,他们看重的并不是实力,他们看重的是双方在这一较量与斗争里所各自表现的人格精神和道义力量。从方志敏的《清贫》、《可爱的中国》,到“江南一叶,千古奇冤”的叶挺……他们看到的是中国士大夫传统的爱国主义情操,在当今血与火的洗礼中绚烂地升华。从共产党扛着斧子,闯进国民党那貌似壮观、实际上强烈弥漫了腐败、专制气息的树林,并锲而不舍地发出斧劈之声:“反对独裁”、“要求民主”里,他们并未发现共产党人的政治主张,与他们在欧风美雨里耳熟能详的西方民主政治有多大的抵牾。他们支持共产党人的事业,实际上也是在实践着自己所信奉的道义。正是道义的力量使他们不但能抛弃国民党政权本能给予他们的显赫的地位、优裕的生活,而且为了中国如磐的夜空中能紫电狂舞般地挥起道义之剑,即便鱼死网破,毁家纾难,他们也会在所不惜……

由于这批知识分子的理性选择,毛泽东有了一个日益壮大的精神后方,而蒋介石却不得不同时面对两个战场。一个战场上,他被枪林弹雨愈来愈掏空了体力;另一个战场上,他被越来越喧嚣的舆论拖垮了心力。在前一个战场上,一颗子弹只能结束一条生命;后一个战场上,一篇文章、一次演讲却能唤起千百个麻木、迷惘的灵魂!

在这个风雷激荡的战场上,这批知识分子虽然不着军装,但直言不讳、嫉恶如仇,已经像军装一样牢牢地贴在了他们的肌肤上。他们也正是以直言不讳、嫉恶如仇,形成了为当时共产党人所欣赏和鼓励的威武的阵营,凌厉的攻势。

国家者,我们的国家,天下者,我们的天下,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显然,罗隆基、王造时、彭文应是以这样一种心态,随开国大典缤纷绚丽的焰火,升腾在北京十月清朗、靛蓝的夜空的。于是,建国后,他们,还有55万知识分子,都没能逃脱反“右”和“文革”的劫难,便不是偶然的了……

上世纪90年代,我曾花了好几年的时间将自己埋在书斋里,去思索中国知识分子在这个世纪整体命运的必然性,并写了《苦难的祭坛:1957》一书(上下部),这两期新观察的内容便大抵上编摘于该书,特此说明。

进校后罗隆基担任过校学生会主席和《清华周刊》主编,并饱蘸青春的热血,第一个在清华大学校史上,写上了“五四运动”的光辉。

“罗隆斯基”浑如顿河流域的自由哥萨克,走到哪里,都骑在自己意志的烈马上,高举锋光闪闪的爱憎,让人们的眼前无不掠过一片红色的旋风!

罗隆基,祖父经商,父亲以教私塾为业。罗隆基天资聪慧,又受家教熏陶,1913年夏,北平的清华学校(即清华大学前身),在江西直接从小学毕业生中招考,他以全省总分第一的优异成绩入选。进校后担任过校学生会主席和《清华周刊》主编,并饱蘸青春的热血,第一个在清华大学校史上,写上了“五四运动”的光辉……梁实秋在他的回忆录《清华八年》中曾说:“这一段时期学生领导人之最杰出者为罗隆基,他私下里常说‘九年清华,三赶校长’,是实有其事。”(《梁实秋散文》第1集第223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9年)王造时在他留下的遗稿中也记述了罗隆基早年在清华学校时的一些情况,特别是罗隆基在“五四”运动中的表现,他说:“罗隆基与同学何浩若得到城内各校学生举行示威,火烧了赵家楼,学生多人被捕的消息后,天时已快到黄昏,但他们还是赶进城里进一步打听详细的情形。当时知道各校为设法营救被捕的同学,决定一致罢课之后,即连夜赶回学校,次日紧急开会,决定与城内各校取一致行动。罗隆基以学生领袖的身份,走在示威游行队伍的最前列,成为一名勇敢的‘五四’战士。从此,罗隆基积极投身学生的爱国运动,担任过清华学生会主席,与闻一多等出席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学生联合会,并担任《清华周刊》编辑和集稿人。1921年6月,北京发生‘六·三’惨案,他参加罢课斗争,并拒绝参加学校的大考。”(转引自何碧辉《著名的爱国民主战士和政治活动家———罗隆基》,见《民国著名人物传》第3卷,第196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

1921年夏,罗隆基从清华毕业,同年秋前往美国,入威斯康辛大学攻读政治学。获硕士学位后,去英国伦敦大学经济学院进行了为期一年的研究工作,导师是英国著名政治家、费边社会主义代表人物拉斯基教授。此后又回到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留美期间,曾一度担任中国留美学生会主席及季刊《中国学生》的编辑。在外国留学,他也一向同情革命运动,对于孙中山先生深为向往。1925年,孙中山逝世,纽约的华侨举行了大规模的追悼会,华侨方面虽有不少国民党员,主其事者当中却有罗隆基、闻一多和潘光旦等人,主席就是罗隆基。1928年罗隆基学成回国以后,由于姻亲的关系,他有机会得到南洋巨绅“中山老友”张某的支持而得到官做,这在许多刚回国而尚无职业的留学生看来当然是难得的机缘,但是张某附加了一个条件,就是要罗隆基进党——进那个当时以“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为号召的国民党。罗隆基毅然拒绝了,他离开南洋,回到上海教书。先后在上海中国公学和光华大学担任政治学系主任兼教授,主讲政治学和近代史。出于与胡适、梁实秋的友谊,还担任了《新月》杂志的主编,他对文学性质的该刊进行了改革,倡导发表抨击朝政的时评、政论,自己更是身体力行,长袖善舞。他是给《新月》写稿最多的作者之一,他的文章都曾产生过很大影响。

这一时期罗隆基的言论大体有两种,一是以自己的专业背景,介绍英美的政治学理论;一是以自己对现代政治的理解批评国民党。罗隆基认为中国当时的行政处在两种恶势力的夹攻下,这就是:一、武人政治;二、分赃政治。他认为,一个不经过选举、考试而是靠推荐、援引、夤缘、苟且产生出全国的官吏是一种分赃制度。所以他力主“要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最要紧的是专家政治。”要实现专家政治,消极方面,先要除去武人政治和分赃政治,积极方面,要实行选举制度和考试制度。(《新月》2卷2期)这一时期,罗隆基发表的另一篇重要文章是《论人权》。罗隆基认为,人权简单说就是做人的权利,衣食住行,温饱小康固然是人权,但人权的范围不止于此,在罗隆基的人权观中,他特别强调言论自由是人权的题中应有之义。他认为:“言论自由是人权。言论自由所以成为人权,不因为他可以满足人的欲望,不因为他是天赋于人,不因为他是法律所许,根本原因是他的功用。他是做人所必须条件。是一个人,就有想法。有思想就是要表现他的思想。要表现他的思想,非说话不可。他要说自己要说的话,不要说旁人要他说的话,这就是发展个性,培养人格的道路。”(《新月》2卷5期)

被骂得灰头土脸的蒋介石,让教育部勒令光华大学解聘了他,又派特务突然闯进中国公学带走他。在遭监禁六小时后,胡适、宋子文闻讯赶来,将其保释。此后他在中国政治的足球场上,踢牢了蒋介石这只“球”,他踢球的风格潇潇洒洒:他来到天津,被聘为南开大学教授和《益世报》主笔,以后还兼了北平《晨报》社社长。犹如他下笔千言、倚马可待的才情一样,他每月几处加起来,千余元的大洋收入也银光哗哗地流淌。他有洋房、自备的轿车,厨房里餐具都有两套,中餐、西餐各一套。就在这铺着纯毛地毯的洋房里,美食伴着美思,他一天写一篇社论,从第一篇《一国三公的僵政局》起,没有一篇不让蒋介石的臀部不觉得火辣辣的,以至于《益世报》从一份教会小报,一跃而成为全国最有影响的报纸之一;他的球还踢得惊心动魄,蒋介石几乎连上洗手间的工夫也在想,怎样给熟稔西方民主政治的他,上一堂中国流氓政治的课。

1933年秋的一天,罗隆基正要离家去南开上课,突然接到一个电话,问:“罗教授今天来上课吗?”他即起疑虑,到点上课,天经地义,学生怎会想起问这样的问题呢?在这之前,崇仰他学识和人品的本地帮会头目已悄然转告他,蒋介石派来四个特务要除掉他,请他出外暂避。他还是按时去上课了,不过换乘了报馆的汽车,又绕道小路去学校。当车终于平安无事快到校门口,迎面开来一辆敞篷卡车,上面站着四个穿制服的壮汉,且都拔出手枪,一副迎头要放的模样。他赶紧在座位前卧下,说时迟,那时快,两车一接近,十余发子弹就射了过来,司机尚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头伸出窗外喊了一句:“你们这是干什么?”他赶快说:“快走,别理他们,这是南开学生运动员闹着玩的。”司机回头一看,车背后满是枪孔,脸赫然变色了:“哪有这样闹着玩的?!”上完课,下午他雇了一辆有篷人力车回家。晚间津门的街头巷尾就在风传,罗隆基身中十余枪,已魂归道山矣。次日晨,京沪友人的唁电便在他夫人的手里泻成了一条瀑布,望着这哀思袅袅、悲愤滚滚的瀑布,一时间他一定反应不过来:到底是蒋介石给了他一个“黑色幽默”,还是他给不苟言笑的委员长开了一个玩笑?

抗战时期,罗隆基参与了民盟的创建,被推定起草政治纲领、成立宣言、组织章程,并在全国第一次盟员大会上,当选为民盟中央执行委员和宣传部长。他被派到昆明,一边在西南联大任教授,一边筹建民盟云南省支部。在他介绍下,闻一多、李公朴等一批著名进步人士加入了民盟。他在和龙云保持密切接触的同时,又和共产党派驻昆明的代表频繁往来,最终使昆明与延安有了秘密电台的联系。1944年春,罗隆基、闻一多等人参加了由中共南方局策划的西南文化研究委员会,出版进步书刊,推动民主运动。1946年旧政协会议召开前夕,蒋介石对章伯钧、罗隆基这两颗咬不动、吞不下的铜豌豆采取了怀柔政策:除了国防部长、外交部长,要当什么部长都行。章伯钧的回答壁垒分明:“就是给我干国防部长、外交部长,我也不干!”

罗隆基则与来人觥筹交错,酒酣耳热。他放出来的话是:“我要当就要当外交部长,我能讲一口呱呱叫的英语,保证能当一个呱呱叫的外交部长!”来人是同乡兼同学、此时正在国民党中宣部部长任上的彭学沛。彭学沛一笑置之后,丢下一句话:“努生兄,虽然别人叫你‘罗隆斯基’,你我同乡同窗,我却知道你并非‘布尔什维克’,共产党也不会看你是的。现在他们只是利用你,而决不会信任你……”

当时,罗隆基显然也是一笑置之:难道你国民党不是想利用我,而是会信任我?他更是“罗隆斯基”了,在参加旧政协会议的党派里,民盟的代表比国民党多,更比共产党多,每一票无不举足轻重,可仍同共产党定下君子协定,即对重大问题事先交换意见,互相配合;在小组里,他和共产党代表王若飞好似哼哈二将,轮番上阵,将号称“中国宪法学专家”、曾任国民党外交部长的王世杰涂在国民党身上的“民主”金漆,给一片片地刮了下来,由其在一阵阵阴冷的土霉味里,露出了中世纪封建古堡白森森的躯壳……作为民盟总部宣传部长、对外发言人,在和记者们的广泛接触中,罗隆基也和中共代表王炳南配合默契,心有灵犀,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总叫国民党方面处于尴尬、狼狈之中。他成了当时让新闻界十分注意的“脱口秀”人物。“罗隆斯基”浑如顿河流域的自由哥萨克,走到哪里,都骑在自己意志的烈马上,高举锋光闪闪的爱憎,让人们的眼前无不掠过一片红色的旋风———

在特务密布的闻一多、李公朴的公祭大会上,他对着话筒吼道:李闻两位先生倒下去,千千万万同胞在他们的血泊中站立起来!

在南京晓庄学校为陶行知先生举行的追悼大会上,他几乎就在蒋介石的眼皮底下说:“‘晓庄’的晓字,就是天亮了的意思……陶先生真的死了吗?不!陶先生死不了,埋不了,有他满山满谷的论语,而陶先生的论语,正是医治中国的良方。陶先生埋葬的地方,就是天亮的地方。我们要用陶先生的一部论语,把中国变成晓庄,变成天亮的地方!”

1946年,美国马歇尔将军来华调处国共内战,曾征询他的意见:民盟能否先参加政府,新政府调停内战后,再请共产党参加政府。他告诉将军:共产党不参加政府,中国的问题解决不了;而内战不停止,共产党决不会参加政府。这一点是民盟一贯坚持的一个大原则,不是我、也不是民盟任何一个领导人可以改变的!

当国民党军队占领了张家口,《中央日报》欢呼“天下事大定矣”,张君劢惟恐在这天下里分不到一杯羹,竟宣布民主社会党将参加为蒋介石加冕总统的伪国民大会。作为该党创始人的罗隆基,立即在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表示了自己与该党分道扬镳的态度,并提请民盟中央开除民主社会党的盟籍……

当“和谈”破裂、国共两党决意兵戎相见之时,蒋介石下令,中共驻京、沪、渝、蓉、昆等城市的办事机构必须在1947年3月5日前撤离。次日,各报便登出了一则《中国民主同盟代表罗隆基为受委托保管中共代表团京沪渝昆等处遗留财产紧急声明》,内称:“兹以中国共产党各地代表及工作人员撤退在即,所有遗留上开各地之房屋物资器材及交通工具,悉委托本同盟全权保管,业于3月5日签订契约……”随即,民盟总部迁入南京原中共代表团驻地梅园新村30号和35号办公,罗隆基本人及周新民、李文宜先生还搬进这里居住。在上海,民盟同时进驻马思南路原周公馆,作为民盟总部的上海办事处。


当文明被打落在野蛮的沼泽地时,你就不要指望那些最懂方块字的端庄、严谨与美妙的人们的嘴里,能再吐出金玉与珠玑来。

罗隆基成为“右派”后,香港曾有人请他去办报,周恩来也答应他香港和美国都可以去,并说罗隆基是不会去台湾的。罗隆基说,我死也要死在这里。

1949年以后,罗隆基的命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0世纪40年代他是一个在野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虽然他那时已不如二三十年代纯粹,但基本还是一个书生论政的样子。进入50年代后,他成了一个政府官员,还有许多社会性的兼职,他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委员、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全国抗美援朝总会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长、森林工业部部长,并担任全国政协第一届至第三届常务委员兼政协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1953年后,当选为民盟中央副主席,与章伯钧一起实际上成为民盟中央的最高领导人。

现在很少能见到有关罗隆基在50年代初思想的历史资料,但从有限的史料中能够发现他那时不是很愉快。以罗隆基的才能,40年代末人们看好他的前程,英国承认了中国以后,他的朋友吕孝信就听人说过,罗隆基有可能出任驻英大使。因为以罗隆基中文英文都好、口才辩才都来的长处,这种传说也是有些影子的。1949年初,当时驻上海的美国领事齐艾斯曾半开玩笑地问过罗隆基:“将来你在联合政府里能不能做外交部长?”罗当时大笑说:“恐无此可能。”齐艾斯接着说:“我们希望你能做外交部长,中美关系不致中断,我还能留在这里。”(叶笃义《我与罗隆基》,《文史资料选辑》增刊第2辑,第41页)罗隆基从来没有说过他自己可以做外长或驻外大使,只是人们觉得他那么好的教育背景和个人才能,不到那样的位置上,实在是委屈了他……

50年代初期,罗隆基可能已经感到了一点不适应,1950年民盟中央召开第四次委员会,内部争论很激烈,主要是章伯钧和罗隆基有矛盾,据千家驹回忆:“会开了一个多月,开不下去,后经周恩来出面调解,仍未解决。最后竟劳毛泽东亲自出面,找我们大家商谈,双方才算勉强妥协(毛泽东与周恩来两次调解的会,我都参加了)。(千家驹《七十年的经历》第239页,香港镜报文化企业有限公司,1992年)他们那时的情况可能也加深了毛泽东对民盟的不好印象。1957年里,民盟是所有民主党派中打右派比例最高的,当时流传上面一句话:“最坏是民盟,他们是男盗女娼。”1979年10月,胡愈之在民盟第三届中央委员会上的报告中说:“民盟盟员被划为右派分子的达六千余人之多,约占当时盟员总数的五分之一。”(《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上册第789页,文物出版社,1991年)“民盟中央委员会中被划右派的占了29%,候补中央委员中占了43%,在中央常委中则占了36%以上。”(迟蓼洲编写《1957年的春天》第74页,学习杂志社)

罗隆基鸣放期间的主要言论,发表在1957年5月22日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上———

为了鼓励大家鸣放,并保证鸣放得好,我觉得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可以成立一个有共产党、民主党派的成员和其他方面的人士参加的委员会,以检查过去“三反”、“五反”和肃反工作中的偏差,并鼓励受委屈的人士向这个委员会申诉。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指示过,由人大常委和政协常委成立一个机构来检查肃反偏差。成立这么一个委员会有三大好处:

一、可以鼓励有意见的人向委员会申诉。地方上的一些知识分子都希望有说话的地方,并且希望“条条道路通北京”,认为有意见能够传到北京,就是“下情上达”。因此,有了这个委员会,就可以使有委屈的人不至于没有地方申诉。

二、可以更好地做平反工作。王昆仑先生说,现在有人以为今天的鸣放是三部曲:放、收、整。其实这不外是经验主义者错误的主观主义设想出来的公式。过去有许多大运动有了极大的成绩,但的确也有偏差,伤害了一些人,因此造成一些隔阂。过去的运动都有平反工作。不过,过去的平反工作往往是:人民代表大会把意见转给地方,地方又将意见转给有关单位领导的组织去处理。这样就很难做到“有错必纠”了。如果成立了这么一个委员会,那就可以将平反的机构和“三反”、“五反”、肃反的机构分开来。过去的运动是共产党领导的,今天平反有各民主党派人士参加,那就更有利于做平反工作。

三、在鸣放中,就没有有顾虑的人?谁也不敢保证,对“鸣”与“放”绝对不会有人打击报复。有了这个委员会,受到打击报复的人就可以直接向委员会控诉。这样,有报复思想的人就害怕,真的受到报复的人也有路可走。

这样的委员会,中央有,地方也应该有,而且中央可以领导地方的这样的委员会。全国有了这么样的有系统的机构,一定能够保证鸣放得好。我这仅是个建议,很不成熟,不知道是否妥当……

1957年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这篇社论是毛泽东写的,他说:“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还有农工民主党,一模一样。这两个党在这次惊涛骇浪中特别突出。风浪就是章罗同盟造起来的。”“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

随着“章罗同盟”的被钦定,“反右”斗争首当其冲地指向了罗隆基。这些批判中最厉害的来自于他的那些民主党派朋友,还有他的秘书,这使罗隆基的处境更为艰难。萨空了先生在民盟中央召开的整风会上,还公布了朋友们给罗隆基的一些私人信件(《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19期第22页),这是1955年胡风集团案以后又一次利用私人信件来治罪的一个典型。好似马路边以铁栅覆盖的排污口,章伯钧、罗隆基身上落满了语言的“浓痰”和“鼻涕”。章伯钧习惯了,罗隆基也不得不习惯。在一次批判会上,有人要罗隆基站起来交代一个问题,他讲完了要坐下去,结果却重重地摔在了地上,眼镜也被震飞了,原来他的椅子被人抽走了……在满场开怀的哄笑声中,在人们林立的、犹如在看一个精彩马戏节目的目光里,他似一条被打断了脊梁的狗,在地上蠕蠕地爬行,直到一双沾满灰尘的手终于摸到了眼镜才抖抖地站了起来。这么一摔,倒摔出了他一个童年的记忆,仿佛眼下他身处的,不是一批高级知识分子的集会之处,而是一群拖着鼻涕的山野孩子在简陋的教舍里“大闹天宫”……

罗隆基或许终于明白了,当文明被打落在野蛮的沼泽地时,你就不要指望那些最懂方块字的端庄、严谨与美妙的人们的嘴里,能再吐出金玉与珠玑来。

成为“右派”之后,罗隆基并没有服气,他曾找过黄炎培,《黄炎培年谱》中说:“1959年6月2日。罗隆基约谈,在文化俱乐部谈一小时,意在说明自己并不反党反社会主义。乃劝其认识资产阶级的本质和知识分子的自高自大症,必须认错忏悔,始有出路。”(286页)

在毛泽东亲自钦定“章罗同盟”的两个多月之后,罗隆基仍是少数不肯在官方派给的服罪书上画押的“右派”之一,他秉笔直书,致函给民盟中央主席沈钧儒先生,内称:

“在9月11日发表的《中国民主同盟当前的严重的政治任务》一文中,我公以民盟主席身份,正式采用‘章罗联盟’这个名称,并且说章罗联盟事实上成为全国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最高司令部,这对我来说,是十分严重的指控。‘章罗联盟’这个名词的来源和事实根据是什么,我直到今天还不知道。经过三个月的反省后,我的良心告诉我,‘章罗联盟’这个罪案对我来说,绝对没有事实根据,是极大的冤枉。这个冤案的真相,今天不能明白,将来总会明白;我生前不能明白,死后总会明白……”

据罗隆基的朋友吕孝信回忆,他成为“右派”后,香港曾有人请他去办报,周恩来也答应他香港和美国都可以去,并说罗隆基是不会去台湾的。罗隆基说,我死也要死在这里。显然因为态度不好,罗隆基工资由行政四级降为九级,小汽车没有了,但乃住北京灯市口附近的乃兹胡同。

罗隆基的第一任夫人为张舜琴,第二任夫人即王右家,与王右家分手后,他还与浦熙修维持了多年的恋爱关系。罗隆基与王右家之间才子佳人的情事,还是曹禺创作《日出》一剧的生活素材之一种。曹禺曾说:“王小姐到我家来过,的确她长得很漂亮,也可以说迷人。当然,她不是陈白露,不是交际花……但是,她这个人一下子就把我写陈白露的形象点燃起来……”

韦君宜的《思痛录》中则提到了罗隆基与浦熙修的一些重要资料:

“罗隆基……是我们这些‘一二·九’学生经常请来帮我们说话的人。他家在天津,我就到他在天津的家去邀请过他。他在‘五四’纪念活动时来清华讲过,痛斥胡适等人如何放弃了当年‘五四’的传统。在‘西安事变’时,他更加勇敢地到清华来,说蒋介石如何如何不得人心,说清华老同学只想做官……浦熙修和罗隆基有恋爱关系,但是她的出名完全由于人所共知的她早年参加的革命政治活动。在重庆时,她是著名的新闻记者,往中共方面跑得欢。她的妹妹浦安修是彭德怀将军的夫人。凭这条关系,她在重庆新闻界中号称‘浦二姐’,写了许多有利于中共的新闻。日本投降以后,她又跟着重庆文化界的人一起到了南京。在南京,发生过国民党军警动手打群众代表的‘下关惨案’。浦熙修也在里面,挨了打。解放后她来北京编辑《教师报》,当《文汇报》的记者,活跃如故。”

惊悉这一噩耗的章伯钧,适逢几天前,眉头紧锁地读完姚文元的“大作”《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他沉默良久,最终抖动激烈的喉结里,向女儿掏出句话:“老罗他,这个时候走了也好……”

罗隆基一生无儿无女,他的晚年是在凄惨悲凉中度过的。犹如一场上山下乡运动,将“文革”初期红卫兵内部“惟我独革”的两派,都抛去了风吹雨打、飞沙走石里劳作,彼此变得一样疲惫的神色,一样褴褛的衣着;这时章罗两人似受潮了的爆竹,再也不争吵了,彼此脸上挂出的都是无可奈何、怆然的苦笑。因为难以排泄的孤独感,多半还因为无稽之谈的“章罗联盟”,真使得双方有了某种惺惺惜惺惺之意,当罗隆基多年的老友赵君迈,作为全国政协的联络人,登门邀集他们和其他几位老友,轮流做东聚餐时,两人都答应了。此后,在和平宾馆,或是四川饭店,两人常常见面。餐桌上,话题似秋菊般恬淡、舒展,从天气变化到诗画古玩,从旧时野史到朋辈逸闻……一顿饭两三个钟头吃下来,时光便如流水一样在五指间汩汩地逝去。话题又有着工兵般的警惕,政治,恍若一道倒了他们胃口的菜,即便执拗脾气难改,仍自比屈死的屈原的罗隆基,也不会将话题的筷子伸向这盘菜……

1965年12月7日。头一天晚上,罗隆基去附近住着的同类人物刘王立明家借酒浇愁,据说是吃了一点涮羊肉,回家后又染风寒,于次日心脏病发作遽然去世,终年67岁。惊悉这一噩耗的章伯钧,适逢几天前,眉头紧锁地读完姚文元的“大作”《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他沉默良久,最终抖动激烈的喉结里,向女儿掏出句话:

“老罗他,这个时候走了也好……”

仿佛要留章伯钧、罗隆基几个人下来给中国的“右派”做种,他们未获得改正。1978年55号文件中体现了“重证据、重调查研究”这一科学精神,否定了“章罗联盟”的存在,但因“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那时尚未真正渗进这一领域,故不免还有“凡是”的味道,只决定给他们摘帽。

罗隆基的骨灰在偌大一个中国一直找不到一块安放之处,先是暂存在火化场,以后,又在十年动乱里被冲得不知去向。在他90岁冥寿时,即1986年10月24日,在北京召开了一个由民盟中央主办、专为缅怀他的隆重纪念会。当时的中央统战部部长在会上作了讲话:

“今天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在这里举行座谈会,纪念中国民主同盟的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著名的爱国民主战士和政治活动家罗隆基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缅怀他对我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作出的贡献。我代表中共中央统战部,向今天座谈会的主办者———中国民主同盟致意,并向罗隆基先生的亲属表示亲切问候……”

他详略得当、也感情相宜地历数了罗隆基的生平。最后说:

“纵观罗隆基先生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总的来说,他是爱国的,进步的,为我们民族和国家做了好事,是值得我们纪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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