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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福三杰(下)
http://www.jxnews.com.cn 2003-08-04 0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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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的话

清华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也许就是一部中国现代史的缩影。早年清华的学生,对科学有热情,对民主亦关心,不仅贡献了许多第一流的科学家,还有不少第一流的思想家,“五四”那永远不会老去的日子可谓是清华的精神家园。近年民间都说清华出大官而不出大学者,我想这大概与清华割断了自己的某种传统有关系。现在有学者认为正在积极恢复昔日综合性大学的清华人,应该记住“安福三杰”的经历,不忘他们未尽的历史使命,因为当今推动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进程,仍然不仅需要科学,也需要民主。

但当今的赣人有几人知晓“安福三杰”呢?

在现代中国许多重大的历史现场,都萦绕着他们那一口至死未脱乡音的铿锵话语。我很想找到有关他们与故土关系的材料,可惜我见到的惟有这样一条,那便是在1957年的全国人大会议江西组的讨论会上,几个来自农村、工厂的代表质问罗隆基:“新中国成立后,党给了你很高的地位,你为什么还要黑了良心反党?”“作为江西人民的代表,你为什么忘了江西人民的委托?”在罗隆基一再坚持“章罗同盟”纯系子虚乌有、自己的全部历史都在表明跟着共产党走之后,代表们人人怒火填膺,在轮番作出声讨外,又向在场的新华社记者表示: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江西人民,当年英勇地粉碎了蒋介石对苏区的五次“围剿”,在今天也一样能够打垮以“章罗同盟”为首的“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

从此,历史的龙卷风如此迅猛地拔去了“安福三杰”,以至于我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找到两位乡贤的遗照,没有找到彭文应的。从此,仇恨掩埋了他们的名字,以至于在当今的江西人里提起他们,十有八九感到了陌生……

中国的天空终于走向了宁静,有时还有着哲学家般的沉思。当一个不再充斥着政治亢奋却满是经济热点的时代到来时,这仇恨之坟早已被温婉的春雨,清朗的秋风夷成了平地。这时,如同清华人一样,赣人亦应知道这不平凡的三位乡贤;时下正在朝着现代化日夜兼程的江西,更应不忘“安福三杰”曾肩负的历史使命。

似乎流经他家乡的泸河,是一条反叛之河,喝了这河水长大的罗隆基是这样,彭文应是这样,王造时也是这样,从自己的风景画里钻出来,披坚执锐,呼啸向前……

而立之年,他当上了“七君子”中最年轻的“君子”,每每出庭他喜怒笑骂皆成文章,令法官瞠目结舌,让听众伏天饮冰,以至于当时国统区的知识分子,纷纷以一睹他的丰采为荣。

王造时,父亲先是放排工人,以后做起了竹木生意,家境小康。在三兄弟里,他排行老三,老二、老三走在一起,一高一矮,一胖一瘦,恍若一对笑星。除了1957年之后,似乎他一脸眯眯的微笑,一身甸甸的肥肉,就从没有掉过。他三十几岁时,邹韬奋先生这样写过:“这个胖弟弟的样子生得那样胖胖白白,和蔼可亲!他的性情又是那样天真烂漫,笃实敦厚!凡是和我们这个胖弟弟做过朋友的,想都能得到这样的印象吧。”(《韬奋文集》第三卷第126页)

王造时比罗隆基晚两年离开山清水秀、物产丰富的家乡,而考进北平同一所官费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校。“五四”运动爆发时,他和罗隆基、闻一多等人,同是清华学生运动领导机构———学生代表团成员。他带队在东安市场发表演讲,被逮捕关押了5天。又因参与在福华门门口向“大总统”徐世昌请愿,遭关押一天。他的这段经历开始显示了这样一种性格:酒精有水的模样,但酒精绝不是水。或者说,古钱是圆的,却是一种外圆内方的圆。1925年9月,王造时考进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四年后获政治学博士学位。宛如章鱼浑身吸附在资产阶级政治思想上的王造时,在美国依然要的是家乡那个与自己定了“摇篮亲”的女子,他节衣缩食,将她接来美国,简朴的新婚仪式上,她从人到旗袍、首饰,一切均是中国“原装”的,惟一不是“原装”的,是随她三寸金莲塞进皮鞋的美国棉花……婚后,王造时来到英国,又与罗隆基一样,在伦敦大学师从拉斯基教授研究国际政治。

1930年秋,王造时伉俪回到祖国。其时27岁的他,已被上海中国公学、光华大学聘为教授,后者还请他担任了文学院长兼政治系主任。大器早成且夫唱妇随,本就是一幅人生难得的风景,但似乎流经他家乡的泸河,是一条反叛之河,喝了这河水长大的罗隆基是这样,彭文应是这样,他也是这样,从自己的风景画里钻出来,披坚执锐,呼啸向前,从几乎导致《新月》关门的《从真命天子到流氓皇帝》,其后接踵而至的《救亡两大政策》、《对于训政与党政的意见》、《我为什么主张宪政》,到他创办一个便被查封一个的刊物《主张与批评》、《自由言论》……无不以笔去横扫社会这一幅被国民党作践得不堪入目的画布———

“中华民国不是国民党的寄生物,反之,国民党倒是中华民国的寄生物。国民党消灭,中华民国不一定消灭。中华民国消灭,国民党必然消灭,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并且像国民党近几年的干法,对外丧权辱国,对内压迫人民,党高于国,有党无国,即使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推翻国民党的政权,也未尝不是拥护中华民国之一办法。”

“生在这种无法无天的国家,不说我们没有权参加政治,连我们说话也不自由,出版也不自由,集会也不自由,结社也不自由,信仰也不自由……这是鬼的世界,不是人的世界。”

“老实说,我不否认我是一个爱国者,我是一个拥护中国的存在者……但我不认为国家本身是目的,我坚决反对国家被一个人或少数人所操纵……我要国家,我爱国家,我要的是政治平等的国家,我爱的是经济平等的国家。我没有政党,但是我要为我的理想奋斗。抱如是的国家观:‘人呼我为牛,则应之为牛;呼我为马,则应之为马’。”……

读了以上的文字,我们便能说:如果此时的上海滩上,鲁迅的杂文是毛泽东所说的“匕首”与“投枪”,那么王造时的这些弥漫着浓浓火药味的政论,便几近“飞毛腿”导弹了,很为朝野上下所瞩目。而立之年,他当上了“七君子”中最年轻的“君子”,每每出庭他喜怒笑骂皆成文章,令法官瞠目结舌,让听众伏天饮冰,以至于当时国统区的知识分子,纷纷以一睹他的丰采为荣。犹如当一个明星总要付出什么代价,何况在中国这样一个历来最具政治性却又最忌讳政治明星的国度,他的一个个教职被拒聘,改行作律师,事务所又门可罗雀。不断有包着子弹、小炸弹的恐吓信寄来。他的名字列在一张“格杀勿论”的56人的黑名单上,名单上被刺杀的第一人便是民权保障同盟会长兼总干事杨杏佛先生。建国初期,上海市公安部门曾逮捕一个姓徐的反革命分子,此人在1934年与另两名特务,潜伏在王家住的极司非尔路(今愚园路)中振坊附近,他们领受的旨命便是伺机除去王造时……

这颗政治明星何以渐渐暗淡了呢?事情追溯到1941年4月13日,正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艰苦至极的时期,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竟与日本帝国裕仁天皇,缔结了一个《苏日中立条约》。条约的核心内容中有一条规定:“倘缔约国之一方成为一个或数个第三国敌对行动之对象时,则缔约国之他方,在冲突期间,即应始终遵守中立。”更为荒谬至极的是,在条约附件的《宣言》中,公然声称:“苏联誓当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

“全国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在获悉该条约的内容之后,作出了强烈反应。4月中旬的一天,设在重庆的“救国会”总部,由王造时、沈钧儒、李公朴、张申府等负责人出席,专门为此召开了一个有各界代表参加的座谈会。与会者强烈地抨击苏联丧失原则立场,出卖友好邻邦,与敌国战时言和的错误行径,并推举王造时执笔起草一封《致斯大林元帅的信》。王造时毫不犹豫地承担下来,会后他用了一整天写出初稿,又与张申府共同从文字上作了润色。翌日在史良家里开会,加以讨论修改。这封信定稿后由沈钧儒、王造时、章乃器、李公朴、沙千里、胡子婴、张申府、刘清扬、史良共9人签上名字,然后以电文形式分别发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和国民党中宣部部长王世杰。

随着建国后中苏友好关系的发展,特别是两个社会主义邻邦进入“蜜月”时期,这封公开信的性质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苏联没有忘记这件难堪的事,为此,苏联《真理报》发表过若干基调一致的文章,解释说这一条约的签订,是斯大林同志的一大“策略”,其“英明意图”在于让日本侵略者的矛头,自此向南不向北,不使苏联腹背受敌,能够集中力量对付希特勒。又说某种意义上是让中国牺牲局部利益为代价牵制日本,待苏联取胜后再回过头来打。根据这一逻辑,王造时起草的那封信便成了反对苏联、反对斯大林的证据了。

王造时始终不清楚这封信竟成了一片薄薄的核辐射物质,十几年间一直在向他的命运作默默地投射。新中国成立后,“七君子”里,除邹韬奋1944年死于癌症,李公朴两年后壮烈牺牲于昆明,其他四人陆续由上海调往北京:沈均儒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章乃器任粮食部部长,沙千里任商业部部长,史良任司法部部长。论学识、胆识和影响均不在四人之下的王造时,却被投闲置散,虽挂了两个虚名: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政协上海市委员会委员,但实际上失业在家,穷困却不潦倒。直到1951年下半年,他才有了生活的饭碗,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先生邀请他来复旦担任政治系教授。1952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他又担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世界近代史教研组主任。

如果说在沈均儒家宴里出来,他还心存芥蒂的话,此时,他“多年来私衷的闷惑,为之豁然一爽”。此后,他便恍若一只被除去锈斑、又被注上润滑油的铣刀,欢快地旋转在整风的机床上……

他们本不该埋在余姚,他们本该埋在自己故乡那青梅酒一般碧透的泸水河畔;如同王雄生也不该叫王雄生,而应该叫在中国现代史上叱咤风云、即便到了1958年仍被收进英国出版的《世界名人录》里的“王造时”!

1957年年初,在与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刘述周的一次谈话里,他才得知在统战部的保险箱里,历史被作了整容手术:那封信不仅仅是他执笔,还是他根据国民党的意旨、并领了国民党的钱,事先写好后,再逼迫救国会的领袖们签名的。当时他的情绪异常激动:好在自己没有死,倘若死了的话,这经过整容的历史就得放进他的棺材里,岂不毁了一世清白?刘述周劝他趁作为特邀列席代表即将要去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机会,同各方面谈谈,讲讲清楚就好了。3月21日晚,他和史良、胡愈之、千家驹、闵刚侯等人到沈均儒家中聚餐,席间他提出了此事,众人像是有些难堪,仿佛早年彼此在铁窗烈火里所凝成的手足般的情谊,一点点地变了味,当他们的小车风驰电掣地经过大街时,怎么就没有一个人,想起要过问一下路面上王造时这张被扔弃的冰棍纸?史良说,好了好了,不要再说了,衡老(沈均儒)听到此事就痛心。这是政治上的一个错误,但当初是我们大家一起做的,由我们大家一起负责任,不该由你单独承担责任。在座的也纷纷劝王造时想开点,反正这事已过去了多少年,现在也终于说清楚了……

周恩来早已对王造时的“反苏”问题有所闻,但又不详知内情,在认真听了有关部门负责人的汇报后,当下决定找王造时谈一次。同年3月27日下午,王造时被接进中南海西花厅,受到周恩来亲切的接见。周总理对王造时的情况作了全面了解,然后陪他吃晚饭。吃饭时,周总理不时给王造时夹菜,又回顾他们在上海、吉安等地的一些往事,令王造时轻松愉快。吃罢晚饭,周恩来继续与王造时促膝交谈。周恩来讲到这件事并无错误,让他一人承担了不应有的责任,是极不公平的。希望他放下思想包袱,目光放远,继续为国家为人民作贡献。并表示待政协会议结束后,由组织上考虑将他调到北京。王造时离开西花厅时,是含着泪水与周恩来握手道别的。

政协会议结束回到上海,王造时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其中有这么一段肺腑之言:“……最感幸的是你万机待理之中还邀我作一恳谈,你那种冲旷的襟怀,诚挚的态度,殷切的期望,尤其是那种为国家为人民多方谋虑的苦心,使我深深感动,永不能忘。”

如果说在沈均儒家宴里出来,他还心存芥蒂的话,此时,他“多年来私衷的闷惑,为之豁然一爽”。此后,他便恍若一只被除去锈斑、又被注上润滑油的铣刀,欢快地旋转在整风的机床上……

他只在上海市委的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了一点自己对搞好教育事业的看法,在上海法学界座谈会上提出进一步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法治程序的建议。似乎反“右”斗争一来,被当成绞索将他吊上政治绞刑架的,还是这年3月他在全国政协会议上的一次题为《我们的民主生活一定日趋丰富美满》的发言。3月20日的《人民日报》上刊载了这篇发言,并配发了他发言时的一张照片,照片上他的笑容灿烂得好似九月怒放的雏菊。发言中,他如是说道:

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领导下,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把黑暗的、落后的、分裂的、被帝国主义欺侮的旧中国,在很短的时间内,建设成光明的,促进统一的,强大的新中国,并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中,获得极其伟大的胜利,这些都是铁一般的事实,凡是有良心的中国人谁都不能否认。正因为如此,为了把国家的事情办得更好,防止官僚主义的滋长,防止下情不能上达,以至于演成严重问题,就要按照“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名言向党提意见,这才是民主人士应尽的职责。如果民主人士不说,一般人更没有机会说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和“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道理,大家当然懂得,实行却不太容易。拿一个或许是不伦不类的比喻来说,做唐太宗固然不易,做魏徵更难。做唐太宗的非有高度的政治修养,难得虚怀若谷;做魏徵的非对人民的事业有高度的忠诚,更易忧谗畏讥。我想,现在党内各级干部中像唐太宗的可能很多,党外像魏徵的倒嫌其少……

1957年6月上旬,王造时被打成全国的第一批大“右派”。直接的原因,是他的这篇发言被说成是号召党内党外人士自比魏徵向党猖狂进攻。

本该著作等身的教授,王造时却几近检查等身:7月15日在复旦大学作第一次检查。8月10日在学校作第二次检查。8月14日,在文化俱乐部又作检查。8月24日,在市二届二次人代会预备会上再作检查。12月31日,写出长达几万言的《我的忏悔》。次年1月17日,又交上万余言的《我忏悔我的罪行》……伴随昔日君子丰采的荡然无存,当年在上海滩上他高举着的理性,一一被埋葬在稿纸的方格之中。他也曾高举着的骨头,在那方格里软得似用筷子挟都颇觉困难的海蜇皮。几乎惟一能证明他和邹韬奋先生所写过的那个人物有某种联系的是,在天塌地陷之时他还保存着的善良。1957年12月18日,他交上去一份《交代撕毁来信的经过》:“报上刊出我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发言《鸣放运动重点应放在基层》后,过了些日子,我陆续由复旦历史系转来外地来信多封(约在十封以上),都是赞成我的发言的,其中也有诉冤的,我一概都没有回答,预备交给系里去处理。但是反“右”斗争开始以后,我就迟疑起来了。到了复旦开斗争大会的那天下午,我情绪激动,觉得自己被斗得很厉害,如果交出去,那些写信的人也要被斗,我于是都把它们撕毁了……”

1960年国庆节前夕,已是年近花甲的王造时被摘掉“右派”帽子,重新走上复旦大学讲台,为青年教师和研究生讲课,他仍然认真教学。同时,他还积极从事翻译和著作,从1960年9月摘帽到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为止,他翻译和著作在100万字以上,自然出版的只是极少数。

王造时的家庭,亦很不幸。原配夫人朱透芳1956年病故。王造时1961年再婚,新夫人名叫邓毓秀,在上海线毯厂工作。他们有类似的遭遇,彼此都有“同是天涯沦落人”之感,因此婚后互相照顾,感情甚笃。可惜没有几年光景,“文革”开始,王造时是“摘帽右派”,当然被“横扫”,1966年8月31日晚上他家被抄,次日他被列入劳改队。十几天后再次被抄家,将邓毓秀赶出王宅,交她工作单位的造反派监督劳动。把王造时关在自己家里的审讯和折磨,持续了42个日日夜夜,被从床上叫起时他赤着一双脚,这一个月里,他便这样赤着脚地站在轮番的拷问中,对方要拷问的是他和复旦另一名教授,组织了一个“第三党”,两人曾为将来谁当总理而争执不休……

1966年11月21日,公安人员出现了,“咔嚓”一声,将王造时反背铐住,装进了楼下停着的囚车。这是王造时继“五四”运动中被北洋军阀两次逮捕、抗战初期作为“七君子”之一锒铛入狱后的第四次被捕。他被关在位于南市区的上海市第一看守所,囚号是1416。从此无人审,无人问,无人理,一直是个未决犯。按照规定,未决犯的家属每月可以送一次东西,但不能接见。邓毓秀每次送东西时,能拿到一张丈夫亲笔签名的收据,从这签名里她知道丈夫还活着。到了1971年春天,她发现收据上“王造时”三个字,歪歪扭扭,有气无力,像是丈夫的身体糟到了写字也困难的地步。下次再送东西,看守所不再收下,理由是“人不在,看病去了。”下个月,还是如此。她提出:“王先生年纪大了,既然有病,要不要人服伺,或者至少让我见一见?”

回答是:“还未到时候。到了时候,自然会作安排。”

1971年8月5日,邓毓秀等到了通知,却不是可以接见,而是丈夫已撒手人寰的通知。她和因乳腺癌刚作过手术的女儿王海容,哭成一对泪人,赶去了龙华火葬场。先生的遗体,四肢浮肿,嘴角渗血,在留下的遗物里,除了一条他补了又补的破床单,就是一只米黄色的旧搪瓷杯,临死前他大口大口咯出的血,就吐在这杯子里,以致她们见到这杯子时,杯里还残存着血迹……

当时,作为家属,即便是一个反革命家属,母女俩也极想知道,王造时究竟得的是什么病,在哪所医院治病,治疗过程怎样?还有已被关押近5年的他,问题究竟有没有结论?

有关方面的回答是:“要什么结论,反革命分子嘛,烧掉拉倒!”

次年秋风萧瑟、落英缤纷时节,浙江余姚的一座荒山上,陡地冒出了四冠新坟。从墓碑上看,死者皆性王:王雄生、王钧陶、王钧枢、王海容。

后三者都是王造时与前妻生的孩子。自从王造时入狱,工资停发,哪有钱再支付两个儿子每月近百元的住院费,四十多岁的长子王钧陶和三十多岁的次子王钧枢,被赶出了精神病院,两兄弟都是“武疯子”,去了外面一定闯祸,白天要上班的邓毓秀,只好将他们绑在床上,关在家里。3个月里,两兄弟先后死去……小女儿王海容是“小右派”,被红卫兵剃了个阴阳头后游街,精神上深受刺激,又因为父亲离去的巨大打击,终让癌情扩散为不治之症。

他们本不该埋在这里,余姚只是王海容丈夫的故乡,他们本该埋在自己故乡那青梅酒一般碧透的泸水河畔;

如同王雄生也不该叫王雄生,而应该叫在中国现代史上叱咤风云、即便到了1958年仍被收进英国出版的《世界名人录》里的“王造时”!

1980年8月19日,上海市政协、复旦大学联合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沉痛悼念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复旦大学教授王造时。悼词写道:

王造时同志解放前热爱祖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解放后他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热切希望祖国富强,在教育文化工作岗位上作出了许多贡献,在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方面,提出过不少有益的意见和建议。王造时同志的一生,不愧为爱国主义人士的一生,中国人民将永远怀念他。

这到底是蒋介石对于意识形态的管制掉以轻心了,还是如浩浩汪洋,防不胜防,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大面积地喷射理性、崛起风骨上,有着史无前例的辉煌?

汤司令要埋葬彭文应于黎明前黑暗的决心,与彭先生自己要拥抱新世界朝霞的决心,两者之间相距有多远呢?当特务们赶到彭文应藏身的申江医院时,一摸他睡过的床,那被子里还有温热……

彭文应,他比罗隆基晚一年报考专门培养留美人才的清华学校,这一年清华在全国共招150人,在江西报考人数便近两千。出身于书香门第、时年13岁的彭文应,以江西总分第一的成绩获录取。恍若3个人是一个命运的模子里倒出来的,1925年彭文应也赴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攻读政治学,随后在哥伦比亚大学获政治学硕士学位。1932年学成归国也来到上海,被聘为上海法学院和光华大学教授。

倘若有一天有人写起这3个同乡的关系来,那便是现代的“桃园三结义”,或是中国版的“三剑客”了。在王造时主编的《主张与批评》、《自由言论》上,这三人发动了一次次的言论“暴乱”,似乎在“气焰嚣张”和“居心叵测”上,没有谁比谁更逊色。在1933年4月15日出版的《自由言论》一卷六期上,有彭文应的《剿民乎?剿匪乎?》一文,内称:

“剿匪,剿匪,剿匪。几年来倾政府的全力,集全国的精锐,调兵数十万,转战数百里。兵力总不可算不厚。飞机,大炮,兵舰,凡是杀人的利器无不用;直捣,横攻,包围,封锁,凡是作战的方法无不行。器械和方法总不可算不精。猛将如云,谋臣如雨,军长临阵,总座亲征。计划不可算不周,决心不可算不坚。一次,二次,三次,一年,二年,三年。时间不可算不长,机会不可算不多……”

“当然,政府号召的是剿匪。匪是人类的公敌。匪难道可以不剿?剿匪又谁能反对?不过我恐怕政府诸公认错了题目,因此做错了文。打家劫舍,绑票掳人,鼠窃狗偷,这是普通的盗匪。如果三五成群,国家自可用军队或警察去捉捕剿灭……”

“然而,如今政府所剿的,所要亟亟消灭的,并不是南京巷中的小窃,租界掳人的绑匪,贪赃枉法的贪官,卖国失地的国贼。如今政府所剿的,所要亟亟消灭的,乃是信仰马克思、服膺列宁的青年,赞成土地公有,产业国营,打倒帝国主义的一部分人民,和无数穷苦无告、无路可走、被逼而要求生活的工农、失业同胞……”

这真是一席不折不扣的“通匪”文字,这类出自于“安福三杰”笔下的文字看多了,不但是我,大概谁都会不禁萌生一个深深的疑惑:这到底是蒋介石对于意识形态的管制掉以轻心了,还是如浩浩汪洋,防不胜防,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大面积地喷射理性、崛起风骨上,有着史无前例的辉煌?彭文应不但在文字上“通匪”,在行动上也“通匪”。80年代中期,时任民盟中央委员、民盟四川省委主任委员的潘大逵先生,写了一篇《我们不能忘记彭文应》的文章,里面提到:

彭文应由美回国不久的一天,去看一个朋友。突然朋友家进来一位相貌堂堂却不苟言笑的不速之客,与朋友在过道里私语几句后,朋友匆忙进了卧室,几分钟过去,复疾步回客厅——“对文应说道:这位来客现有燃眉之急,自己身边的钱和钥匙,不巧都被太太带着上街去了,问文应身上有没有钱。文应立即罄其所有以付其友,其友未清点就马上拿出去交给候在过道上的西装客人。这位客人未再说话,也未问钱数,接过手后一面把钱放入上衣口袋,一面向解囊者注目点头,便匆匆走了。文应之友送客转来,才对文应说出内情。原来这个西装客人就是当局正悬重赏缉拿的周恩来,因当天拂晓有个地下同志被捕,如通过关系进行打点即可免送警备司令部,周一时手中拮据,所以前来告急求援……谁料事隔多年,周总理不仅未曾忘却此事,而且还记得文应同志的相貌。上海解放不久,周总理到上海视察,上海军管会主任陈毅特地召开一次座谈会,文应应邀出席。会上总理讲了话,文应觉得总理似乎特别注意他;又以为也许是主观的幻觉,因自己从未与总理有过联系接触。及至散会,总理竟快步赶到文应面前,口称‘彭先生’,热情地与之握手。文应正感惊愕,总理已向他回溯了30年代初的这件往事。这时陈老总走近总理身旁,总理特郑重给陈介绍说,这位彭先生曾在我们困难的时候,帮过我们的忙,并嘱陈老总要记住这个朋友……”

如果说这是彭文应凭着朋友间的义气被迫“通匪”,那么下面这件事则表明,他主动“通匪”的兴趣也很浓。据曾任上海市第四人民医院党总支书记的梅蒸棣回忆:“大约在1948年,孙大雨先生主动提议,说他有一个朋友,很有钱,同情学生运动,准备捐助一些款子。于是孙先生带我到宝安路去,会见彭文应先生。当时彭先生捐助给我一笔钱,具体数目现记不清楚了。彭讲明是支持学生反蒋运动的。这件事,对于我们党领导下的复旦大学学生运动是一个支持。我那时是复旦学生,是复旦中共地下党总支委员。”(以上引言均见叶永烈《沉重的1957》)

准确地说,彭文应自己便是“匪域”之人。在感觉人的色彩上,当年的国民党倒敏锐得接近于毕加索。1949年5月初,国民党上海警备区司令汤恩伯下达了一条密令:“不择任何手段,立即逮捕史良、彭文应。”此时前者为民盟华东执行部主任委员,后者是民盟上海市地下支部主任委员。汤司令要埋葬彭文应于黎明前黑暗的决心,与彭先生自己要拥抱新世界朝霞的决心,两者之间相距有多远呢?当特务们赶到彭文应藏身的申江医院时,一摸他睡过的床,那被子里还有温热……

“例如反革命分子,他处处找大厦的岔子,目的是推翻大厦;我也来谈这里有缺点,那里的窗子破了,我是来为大厦补缺的,为的却是使大厦更好……”

彭文应所有的回话,其实只是一个字———“不”!弥留之际,他留下了一句话“我蒙受了无穷的耻辱,最后总会弄清楚的。”

新中国成立后,彭文应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委员,当选为上海市人民代表、上海市政协常务委员。他还是民盟中央委员,民盟上海市支部副主任委员。此外,离开家乡二十多年仍未改一口浓酽乡音的他,饶有兴趣地做了上海江西中学的校长。

彭文应1957年在鸣放期间的主要言论,发表在5月8日上海市政协预备会的小组会上及18日的市委宣传工作会议上———

今天党群关系上所以有“墙”有“沟”,原因之一就是干部政策上存在用非所学,大材小用,小材大用(这一点在党内相当多),有职无权,有德无才,有才无德等情况,产生了许多不合理现象,因而造成工作上的损失和群众不满,影响了党群关系。要解决这一矛盾的原则是:量材录用,因才利用和有职有权。做到贤者在位(政治领导),能者在职(业务领导),贤者要注意加强业务,能者要注意加强政治,以求德才兼备。能胜任挑八十斤的人,不要他挑五十斤,也不要他挑一百斤。国家如此要求,每个人也应该这样要求自己,否则对国家和自己都不利。如果做到人得其所、事得其人,从国家到个人都要安排妥当,大家的积极性就可以发挥了。

解放以来,我们的新闻宣传工作是有巨大的成绩,但还有偏差和缺点……报纸上有许多新闻是片面的报道,报喜不报忧,报好不报坏。目前又满纸缺点,成绩跑光,不见了。现在大家过的是“矛盾世界”,前些日子是“太平世界”。学习苏联不一定好,学习美国不一定坏……

在上海市二届二次人代会对彭文应的几次批判大会上,各路精兵强将走马灯似地上台,彭文应就是批而不倒,尤其在“章罗联盟在上海市的小集团”的问题上,他更是矢口否认。一百多位代表写出对此表示极大义愤的纸条,雪片似地涌上主席台,强烈要求终止他满口喷溅“毒汁”的申辩。他仍不为之所动,一脸平和、高邈的神色,恍若他此刻是站在阳台上,正看一派银装素裹的雪景。

7月19日,上海《解放日报》以醒目的地位刊载了一篇《质问彭文应》的文章,作者是化名为“常孰”的张春桥。从字里行间能看出,与姚文元一样,他是极善于“解剖”人的,并且从中充分享受着一种“庖丁解牛”似的快感:“彭文应现在改变了战术。原来他同他的一伙商定了三条锦囊妙计:一不讲话,二讲一点,三大辩论。认为凭这三条,足以制敌取胜。时局的发展同他们的估计相反,三条妙计失灵。不讲话,不行;讲一点,藏头露尾,也无用;大辩论,拿不出货色,不敢出场。于是改变战术,说是个别的话讲错了,这是有的,是思想问题,不是政治问题;说是只有言论,没有行动。彭文应说:可以用‘我的一切生命、人格及儿女负责担保’自己不是‘右派’分子,不曾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这种担保是可以令人相信的吗?否,这完全是欺骗。”

就在这天下午四点钟左右,上海民盟市委的办公室里,响起了一阵又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有人从旁边的会议室赶过来接了,一听说对方是市第六人民医院住院部,要找彭文应接电话,也不问个为什么,当即便作河东狮子吼:“彭文应是右派分子,现在正开他的批判会,不能接电话!”一下就将电话给挂了。病榻上,彭文应的妻子生命垂危。

8年间,她两度成了一只惊弓上的鸟,解放前夕丈夫遭国民党特务追捕,东躲西藏,席无暇暖,她刚好坐月子,被吓得患了严重的高血压和肾脏病。这两个月间,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到《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丈夫似螺陀一样被一条条挥舞得嚯嚯生风的疾鞭所抽打,即使“滚”回了家里,原本南昌路上令多少人仰慕不止的一幢花园洋房,突然间好像成了罪恶似蝙蝠一样纷飞的“渣滓洞”。邻居们陡然阴沉下来的目光,扫得她全身粘乎乎的;而窗外周围孩子们有节律的呼喊声:“右派分子———彭文应!右派分子———彭文应!”……更使她觉得自己掉进了柯南道尔笔下的某个恐怖故事。就在神经绷得不能再紧的时候,她看到了今天的《解放日报》,嗵地一声倒在了地上……

她额头敷着冰袋的脸上一片惨白,发出了一声比一声轻微、可一声比一声更揪人肺腑的呼唤“文应,文应……”。年幼的女儿不得不鼓起全副勇气,一次次跑去外屋的电话边,又一次次被那恶犬似的电话给“咬”了回来。她的小脚的母亲也陪着一边掩泪,老人实在搞不明白自己并非小脚的女儿,在旧社会走得战战兢兢,怎么在新社会走得还这般如轭在身?!

彭文应未能和妻子见上最后一面。他年仅44岁的爱妻,抛下丈夫和6个孩子,也抛下中国之弓上的一颗永恒惊魂,撒手西去……除长子、长女在北京上大学暂不明情况外,他身边8岁的小女儿、13岁的二女儿、15岁的次子,在痛失母亲之后仍无不遭大人白眼、受小孩唾骂,几乎夜夜以噩梦枕头,日日以泪水洗面,除了上学之外,尽量蜷缩在家里,好似林中跌入陷阱、泪光迷茫的3头小鹿……

作为父亲,此时他或许应该以政治上的妥协,来担保这个已失主妇、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能苟全于世;他却依然顾不了这个家,仍以全副的力量去一个个批判会上抗争,并由此带来对自己更猛烈地批判,对家庭更剧烈地震荡!

妻子辞世的次日,在民盟上海市委的批判会上,彭文应不改“钢口铁牙”:“从五次‘围剿’时,我就开始拥护共产党了……几十年没有做过一件反党的事情,相反,我是为党为人民做事。”

8月20日,在市人代会预备会上,他又一片赤诚可鉴苍天:“例如反革命分子,他处处找大厦的岔子,目的是推翻大厦;我也来谈这里有缺点,那里的窗子破了,我是来为大厦补缺的,为的却是使大厦更好……”

会后,一位朋友私下劝他:“你不承认错误就不要讲话,何苦再去辩论、再去上书,把问题越搞越大。”

他正色道:“那不行!这是重要的问题,原则的问题,一定要讲清楚。绝不能把帮助救火的人,说成是趁火打劫。这是完全错误的,我一定要讲清楚。”

1958年4月,彭文应被撤销民盟上海市委副主委、上海市人民代表、市政协常委等一切职务。作为专职的政协常委,每月的180元工资津贴,是他惟一的经济收入,片刻间,他便成了全国高级知识分子的“右派”里罕见的没有任何生活着落的人。高额租金的花园洋房住不起了,全家仓皇搬去了重庆南路太仓坊一间只有15平方米的房子。一位领导干部亲眼目睹昔日经济上一向优裕的他,眼下陷入绝境,不禁感叹道:“老彭啊,你们家的门槛都快给我踏烂了,你怎么这样顽固不化呢?只要你承认下来,写上几十个字的检讨,你的生活问题就解决了……”

面对家庭如此遽然惨变,次子吃了许多碎玻璃和钢针,自杀未果,又服大量安眠药死去,年仅19岁。他年幼的女儿饥肠辘辘,在原本不应该知道何谓“承认”、何谓“交代”的年龄,也跪倒在他的面前,如鸟之将死,其鸣可哀:“爸爸,为了儿女,你就承认下来吧,家里快没米下锅了……”

彭文应所有的回话,其实只是一个字———“不”!

1962年,彭文应含冤去世。弥留之际,他留下了一句话:“我蒙受了无穷的耻辱,最后总会弄清楚的。”

1989年,上海市委统战部举行了隆重的“彭文应同志诞辰85周年纪念座谈会”,与会的有80多位各方面人士。大家充分肯定了他在解放前的多方面贡献和解放后做的许多有益的工作,称赞“他是爱国的、进步的,是值得缅怀和纪念的。”叶永烈先生著的《反右派始末》一文,在叙述了彭文应的事迹之后,认为“这次纪念座谈会实际上是为彭文应恢复了名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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