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文学经过两千多年的流变，现在有了一部由江西学者自己编撰的、迄今为止惟一完整的《江西文学史》。这件事，无论对文坛、对学界乃至对整个社会文化建设，无疑都是值得重视、值得赞赏、值得庆祝的。

《江西文学史》以其资料的翔实、选材的精当、论述的严密，表现出十分可贵的科学精神。与此同时，编撰者对地域文化的自豪与热情扑面而来，给读者以强烈的感染。当然，正如世界上并不存在任何绝对完美的事物一样，站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立足点的读者，对它的褒贬也完全可能不尽相同，它本身在事实上也不可能到绝对无可推敲。但是，作为一份厚实的思想资料，作为一项开创性的文化建树，其价值是无可忽略也无可磨灭的。

历史是现实的镜子。对历史的回顾和整理，其目的总在于现实。站在一个文学工作者的立场，我从《江西文学史》中首先注意的，自然是它之于当下的文学、尤其是当下的江西文学的意义。有以下三点心得是特别突出的：

第一，《江西文学史》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我们文学队伍的信心。两千多年来，江西文学的发展曲折蜿蜒，跌宕起伏，但我们确有过足以彪炳华夏文学史册的鼎盛，无愧于“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称颂。由此，对于江西的人文传统，我们实在没有理由妄自菲薄。

第二，《江西文学史》应该引起对江西文学现状的较为深刻的思考。历史现象常常有惊人的相似。江西古代文学缺乏鲜明的纯地域性特征，并且表现出典型的迟到的辉煌；创作倾向上的正统意识，文人气质上的古朴与持重，在重大变革面前的矜持与保守等等，在江西当代文学，尤其是新时期文学中都能找到某种遗传的影子。尽管对于各个不同的历史环境下面，历代作家的创作思想、创作方式是否真有必然的继承性是个绝对可以商榷的问题；把各类完全可能属于偶然性的现象加以附会类比（比如《导言》将当今的所谓父子、夫妻、兄弟作家归到江西古代文学的家族性名下）是否有简单牵强之嫌，但某些现象的相似却是确凿的事实。对这类现象和经验认真冷静地加以剖析、总结，应该说还是会相当有益的。

第三，《江西文学史》以开阔的气势、深邃的目光，莫大的勇气，对两千多年来的江西文学进行了一次严肃的检阅，对于担当着延续历史责任的后人，无疑是一种激励。面对历史的光荣，任何不甘碌碌无为的江西当代作家都不应该也决不会只把阿Q的话重复一遍：老子也阔过。我个人在掩卷之余，深感江西当代作家任重道远。我们的当代文学，还没有出现过一次近似于两宋时期此起彼伏的开宗立派、独领风骚的耀眼闪光；我们作家队伍的整体艺术素质还未可乐观。这二者其实是互为因果的。列宁说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在草原地带是不会有勃朗峰的，只有在阿尔卑斯高山群中才存在勃朗峰”（《列宁全集》第八卷410页）。借此比喻我们的当代江西文学，也是颇为形象的。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江西文学史》对江西当代文学的奋发和进取是一声高昂深沉的催征的召唤。

上述心得归纳起来，就是：江西文学界的志士仁人当自重、当自省、当自强。

感谢《江西文学史》的编撰者做了很好的工作。同仁诸君，努力。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