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由：广州市公安部门称，对以寻死的方式故意破坏公共秩序的，采取治安拘留处罚，对多次以寻死方式严重扰乱公共秩序的，将其送劳动教养，目前此法收效显著。(见本报15版)

　　在我看来，这种“收效显著”显然是以牺牲弱者的权益而获得的。对多次以寻死方式严重扰乱公共秩序者，将其送去劳动教养，虽然降低了社会公共资源的耗费，但却在损害寻死者的权利，其实也是在封杀弱势群体讨回公道的最后途径。

　　我们不妨想想，以自杀来讨公道的有几个是官员、老板、白领？以死相逼者一般是弱势群体中的一员，为何要多次寻死？寻死的根源在哪里？拿跳楼讨薪来说，如果民工能顺利讨到薪水，还要用跳楼来相威胁吗？如果政府有关部门真正是急人民所急，想人民所想，把民工讨薪当作一回事，民工维权渠道通畅，还能拿不到血汗钱？还用得着去爬电线杆、跳楼？试问广州市有关部门为何不作出如此规定，对多次拖欠民工薪水的企业老板送去劳动教养。如果有此规定，相信就没有那么多企业拖欠农民工薪水，也没有那么多农民工为讨薪而寻死。把寻死者送去劳教，实际上是在维护一些强势者的利益。提出这一建议的广州市人大代表吴振鑫，他是一个企业的老板，至于他是不是为自己的利益团体说话，天知道。

　　当今，我们的社会提倡以人为本。以死相逼，这可能是老百姓最后的无奈之举。在处理弱势群体问题的思路上，政府不应是堵，而应是疏。表面上看，这种“堵”的方法很管用、“收效显著”，其实背后潜伏着更大的问题。道理很简单，一个人既然选择了死，连死都不怕，还会怕劳教吗？劳教出来了，他们就不再寻死了吗？再说，一个寻死者如果选择活下来，面临的却是治安拘留、劳教，他们就更可能去选择死，这难道不是在促使人自杀吗？

　　□本报特约评论员洪巧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