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批评领域，鲁枢元是“生态批评”的积极倡导者，他一直思考的是如何让文学主动接受一种生态观念，使生态批评能够面对整个文学现象。在他看来，从中国古代的《诗经》到古希腊的神话，从曹雪芹的《红楼梦》到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从印度的泰戈尔到日本的川端康成，乃至中国当代文坛的巴金和王蒙，全都可以运用生态学的批评角度加以阐释与权衡。而这一文学批评方式的转移与嬗变，是一次基于“人类文明知识系统”（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大转移之上的“时代性转移”。

　　鲁枢元大胆提出将“生态批评”纳入到文学批评之中，他集多年研究成果所著的《生态批评的空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书的出版，意味着要对已有定论的许多文学作品进行生态角度的“文学重审”，其结果会出现“减值”与“增值”的现象，一些文学作品将可能被否定或削减其“原有价值”，而一些文学作品则被发现还具有“新价值”。这种“无奈”与“无情”，显然会让许多人惊愕乃至抵触。

　　然而，惊愕也好，抵触也罢，最终还得接受。毕竟用生态学的观点审视和探讨文学艺术现象与规律，这表明我们是在醒悟，是在真正选择更有希望的前行之路。人类在近300年来的快速发展过程中，由于过度的掠夺而忽略了地球生态系统的平衡，以致酿成了如今全球性的生态恶化与环境灾难。现在，生态危机已经蔓延到人类社会的文化领域、道德领域和精神领域。也正因如此，生态学终将要成为一门“颠覆性的学科”，意味着一种知识体系和文明范式的转换，即人类社会从工业文明时代向生态文明时代的转换和衍变。而在这一伟大变迁的过程中，我们的文学应该在挽救生态危机和弘扬生态文明这两个方面，承担起应有的重任。

　　创作与批评如车之两轮和鸟之两翼。文学批评在给予作品以实事求是的评判的同时，更应开阔创作者的视野，进行可能的点拨与积极的引导。鲁枢元在进行文学生态批评研究的过程中，特别就“文学”与“生态批评”的内涵作出了与时俱进的解读。即文学不但是人学，同时也应当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学、人类的精神生态学；对文学史的书写，也应当体现出人与自然的关系史。而生态批评，决不应当只是研究生态为题材的文艺创作，而应当把生态学的视野投注到一切文艺现象上，运用生态学的世界观去重新审视和重新阐释一切文学艺术的既有法则，生态批评的空间才会得到真正拓展。

　　在作家和批评家的心目中，人类是“社会生活”的中心、世界的中心和地球的中心，其结果是我们的文学只关注“人”而缺少关注“自然”。鲁枢元提出“要走出，也要回归”。“走出”是走出文艺学与生态学的分离和对立；“回归”是文学艺术走进生态学领域，走进自然，回归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唯其如此，当代文学艺术才能为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解、人与自然的和谐作出贡献。

　　杨泽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