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先生说：“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诚哉，斯言！所谓“素心”，就是纯洁心、平常心！所谓“素心人”，就是摈弃了浮躁心、名利心，宠辱不惊、去留无意，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身处浮世、心如止水之人。没有“素心”，则坐不了冷板凳，放不下名与利，看不透得与失；只有“素心人”，才可能安坐书斋、青灯黄卷、皓首穷经、一心治学，不惜耗费数十年乃至毕生的精力投入其中，成为追求真理、开拓创新的真学者、真学人，使我辈“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然而，遗憾的是，现在有少数学人远非素心之人，心中学问、学术之外的“羁绊”太多，对世俗名利的“牵挂”过甚。求名心切必作伪，求利心重必趋邪。于是，急功近利、追名逐利、沽名钓誉的学人混迹于学术界，与之相伴相生的就是浮躁的学风、浅薄的学问，以及林林总总的学术泡沫和光怪陆离的学术腐败。

　　学术研究的基本规律要求必须是长时间的知识积累和反复论证。出版一部学术论著，不说藏之名山、传诸后世，要真正有创见且经得起时间的检验，无不是学者漫漫求索、苦心论证的心血结晶。因此，不少学术大师都倡导“一本书主义”，即潜心研究力争写精一本书，宁缺毋滥。然而，现在有的学人不愿坐冷板凳，不愿下苦工夫，却能“不尽成果滚滚来”；他们等不得“十年磨一剑”，恨不能“一年磨十剑”，几年工夫已是“大作”满天飞。这种学术成果速成，缘于要晋级晋职、要趁早成名成家、宁滥毋缺的功利心理。违背学术规律，自然不可能修得“正果”，于是，抄袭、剽窃、低水平重复就成了少数学人的“秘密武器”，号称“著作等身”，实际上没有几篇学术作品拿得出手，多是拾人牙慧的毫无创见之作、东拼西凑的粗制滥造之作、故弄玄虚的文字游戏之作，是一捅就破的学术泡沫。

　　真学者常常是真隐士。钱钟书先生博古通今，学贯中西，作品《围城》出版后更是名满天下，时常有人慕名求见，但他一概闭门谢客，理由是：“假如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而时下有的学人与钱先生恰恰相反，贡献不出让人大快朵颐的“鸡蛋”，却自我鼓吹、自我标榜为著名的“母鸡”。他们整日都为稻粱谋，无时不为名利计，无心做学问，也做不出什么学问；不以思想和学识见人，却醉心于赶场子、当“吹鼓手”、做社会活动家；出镜率很高，社会活动能力很强，在各种场合以“学者”身份抛售不关痛痒的一孔之见，实际上学问不见长，曾经的一点老本早就淘空见底，只是在用时髦的宣传口号、前卫的学术名词强撑着自己不倒，外行听着热闹，内行听着可笑，真学者更羞于与之为伍。

　　我国民俗学泰斗钟敬文先生去世前曾留下一句语重心长的话：“知识分子应该是社会的良心，是社会的中流砥柱。”但有极少数知识分子，却没有守住学术良心，而是趋炎附势，追名逐利，甚至丧失人格。他们俨然是将学术待价而沽的商人，谁出得起价，就为谁炮制“出师”之名，诸如“自行车的污染比汽车更大”之类的学术研究成果，不仅浅薄，而且荒谬，它颠倒黑白、扰乱视听、贻害社会，其作用是破坏性的。

　　学者虽然不必像佛教倡导的那样六根清净、四大皆空，但毫无疑问要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才可能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陈寅恪语），才可能有益于国家和人民。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可能沦为学痞，甚至是学术骗子。

　　余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