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化无可避免的情况下,确保中国农民的自由和权力,让他们享受公民待遇,从经济发展中受益而非永远成为发展的成本,这才是问题关键。即便是现代化,也应该是乡村资源内在的创造性转化,而非对乡村的掠夺式现代化。而现在的状况是,一些地方,乡村每一处能够被售卖的物件,都会被榨尽最后一滴价值,无论是土地、古屋还是树木,一切明码标价,一切皆有可能。

　　江西省安义县南坑村坐落在赣西北群山深处,始建于清朝末期。在记者笔下,清澈的小溪穿村而过,31座蓝砖黑瓦木屋依山而建,掩映青山绿水中。就是这个村庄,而今仅仅剩下一户居民(10月29日《都市快报》)。

　　南坑不过是今天中国村庄的一个缩影。日前,媒体报出,在中国,每天有80至100个自然村落悄无声息地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其实,这个由作家冯骥才所披露的数据,不过是在佐证那个人们早已感知到的事实:曾经植根土地,敬畏祖先、天时的乡土中国正在消亡,而每个人,都处在这个大变局中。

　　冯骥才披露的数据,除了刚才提到的常识,更有一个背景,那就是鉴于“传统村落中蕴藏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文化景观,是中国农耕文明留下的最大遗产”,因此,保护中国传统村落已经迫在眉睫。作为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一直致力保护中国传统文化、建筑。而他提到的由数家官方机构联合开展的传统村落调查和保护活动,在未来,将由专家委员会评定出传统村落名录,并制定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的规划。如此,为中国古村落消失心痛的人们,似乎可以稍稍松一口气。

　　保护传统村落是好事,不过面对善政,笔者却难言欣喜愉悦。毕竟,当人们曾经的生活被赋予美学乃至考古学意味的时候,在当下,几乎等于宣告鲜活的村落已经“死亡”——即便得到妥善保护,恐怕能够被保护的,不过是一些建筑风景,而生活在这些建筑风景中的人、人群的种种记忆、体验和人群中的各种关系、习俗、伦理、文化、精神信仰等等,都已经难觅踪影,无从保护。几乎可以说,能得到保护的,仅仅是所谓传统的躯壳,而那些非物质层面的东西,除去成为游客观赏对象的,都已经随风而逝了。

　　是什么造成了中国村庄的此种命运?让人首先想到的自然是所谓“现代化”,也有人说是“现代化”与“工业化”的叠加。这种理论阐述框架自然不无道理,但是,需要警惕的是,这种解释将村庄消失理解成村民为了更好的生活,积极追逐现代性而导致的结果,可如果正视中国历史和现实,不难发现,这种解释存在想当然之处。其最大的问题在于,没有看到,对所谓“中国乡村的消失”,更准确的阐述是“被消失”。中国乡村的问题并非社会自由发展的结果,而更像是一次次“革命”性决策效果累积叠加而成。

　　众所周知,在晚近的半个世纪中,中国农村的变故主要集中在两个时间段,一次是上世纪50年代初的土地改革、阶级斗争时期。在这一时间段,既有乡村的社会结构被打散继而在随后的“集体化—公社化”运动中重组,被革命火焰挑动起来的农民旋即发现,由于土地制度和社会结构的迅速变化,本来就弱势的村庄在与城市的对峙中,只能成为被伤害的一方。

　　可以说,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乡村的存亡就成为问题,这个问题与现代化关系不大,却与政权对于乡村社会结构的渗透、改造存在密切关联。在这一过程中,许多乡村被动卷入工业化,成为制度性的牺牲品和所谓“发展成本”。而与第一波深入灵魂的革命相比,在经历过上世纪80年代基于中国农民的部分自由而使农村发展收获一段“黄金岁月”之后,经济革命与城市化便如影随形而至。如此,传统面临着彻底被颠覆的命运。当乡村中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开始走向城市,中国乡村面临着空心化乃至彻底被消灭的危险。南坑的故事,便是生动的注脚。

　　南坑只是无数个村落的故事之一。摄影师张新民曾经在1990年代开始拍摄江西的另一个村庄:流坑。他后来出版的摄影集,以《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最后的标本》为题。每每谈起流坑和中国村庄的命运,张先生总是一脸悲观。

　　笔者不认为今天的村庄消失只是美学问题。在现代化无可避免的情况下,确保中国农民的自由和权力,让他们享受公民待遇,从经济发展中受益而非永远成为发展的成本,这才是问题关键。即便是现代化,也应该是乡村资源内在的创造性转化,而非对乡村的掠夺式现代化。而现在的状况是,一些地方,乡村每一处能够被售卖的物件,都会被榨尽最后一滴价值,无论是土地、古屋还是树木,一切明码标价,一切皆有可能。

　　其实,作为农耕国度,几乎每个中国人都与土地存在密切关系。而今天的现实是,每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村庄消失,乡愁永恒。(作者系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