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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抱红星的大地
2021-11-05 09:57:45    来源:江西日报
编辑:方雪    作者:范剑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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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深秋十月,一颗巨大的红五星横跨在瑞金叶坪苏维埃大道之上,巍然耸立,直冲云天,仿佛即将升腾在天地之间。来自古巴的青年塞尔希奥端着相机,对准高大的红五星雕塑不断摁动快门。这位热爱红星的外国友人,刚刚在叶坪革命旧址群参观中得知,正是从1931年11月7日那天开始,瑞金成为怀抱红五星的故都。他不但收藏了一尊红五星微缩雕塑,而且对中国大地的红五星建筑充满浓厚的兴趣。

      我们耐心地陪着塞尔希奥拍摄红五星。我当然理解他心中涌动的情感。红星闪闪,不但是红都瑞金的建筑地标,也是这片红土地的精神标签。怀抱红星的大地,90年来演绎着不变的信念。正是信念的支撑,这片大地找到了正向的能量。

      事实上,当年的苏维埃建设就像在白纸上画画,并不是一帆风顺。叶坪,这块红色中华的京畿重地,当时隶属于云集区。当年的云集区,不仅要领导驻叶坪的中央单位的党组织,还要担负中央单位和部队两万人的粮食供应。但红色政权创建伊始,云集区的工作颇为落后。当时中央苏区的教育部副部长徐特立,在叶坪试办了一所学校,动员群众上学,但很少有人来。周恩来初到苏区,就发现了这个问题,指出中央所在地是个落后区的落后乡,必须改变这种局面。

      模范的工作,正是在这种落后中打开。自1932年4月起,几个月时间云集区委书记走马灯似的换了四任。朱开铨临危受命,成为第五任区委书记。他上任后,开始深入乡村调查研究,终于了解到真实情况。原来叶坪的群众对革命并不满意,真正的穷人田分得少、又远,而隐瞒成分的地主、富农这些“假穷人”,田分得又多、又近、又好。有些隐瞒成分的地主、富农分子混进了区、乡党政组织,经常诬告打击革命干部和积极分子。

      听了朱开铨的汇报,时任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意识到土地革命还须深入,于是领导了一场著名的查田运动。1933年2月,朱开铨召集区里的积极分子开会,解决此前一直都没有处理好的分田地工作。毛泽东和王观澜两人也亲自来指导。毛泽东把阶级分析的办法运用到查田运动中,使工作取得圆满成功。云集查田运动与武阳春耕生产运动一样,都是当年的典范,被毛泽东在八县查田大会和八县贫农团大会上专门介绍,获得全苏区表彰并推广。

      历史血脉总会在现实中闪耀。80多年后,“云集区”已经是叶坪乡,迎来了任务艰巨的脱贫攻坚战。刚开始,由于一些落后思想的干扰,“假穷人”的现象就像苏区初期频频出现。如何从7万多人中精准识别贫困户?叶坪乡党委就像当年的查田运动那样,发动干部进村入组,召开群众大会反复讨论,摸索出贫困户的七个识别步骤、五个管理标准,最终成为向全省推广的典型经验。坚定信念,争创一流,2021年2月叶坪乡被党中央、国务院授予“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荣誉称号。

      金秋时节,行走在绵江两岸,赣南脐橙金光闪耀,蔬菜基地宽阔连绵,90年沧海桑田,大地的活力一如既往,人们的信念一如既往。红都儿女躬耕于自己的家园,只是他们的成果早已不再局限于南方的“根据地”,而是连通了国内外。这种活力,让我不由想起《红色中华》对苏维埃田园的描写:“我们看到麦子长在新开垦的荒土上,洋洋得意地庆祝他们自己的油然繁茂,油菜亦低着头,钦佩他们主人的勤劳。多年没有照顾的荒田荒地,现在忽然改换了他的颜色……”

      读着这段田园牧歌般的文字,没有人怀疑它是一篇优美的散文。这是中国南方88年前的春天。早在1933年的中国,白话散文也像是“新开垦的荒地”,但没有多少作家能够把生动的笔触,对准充满生机的乡村大地,或者说,会在乡村大地上发现另一种生机。当然,如果只是田园的过客,仅凭作物铺展的春色,并不能理解这片土地的生机。

      生机在于这片土地上劳动着的人民。生机在于,劳动者成了这片土地的主人。垦荒地,修水利,他们耕耘着一片“换了颜色的田野”。然而,这段心境愉悦的文字,并不是源自一篇散文,而是中央苏区土地部副部长王观澜写的一则新闻。而在1933年的报纸上,这篇《武阳区春耕运动印象记》只是极小的一块。它是炮火中的净土,是战争中的和平,是冬天里的春色。

      这片“纸上的春天”,其实是非常有限的一块革命根据地。在这片春色的背后,是一个诞生不久的政权,是一项以国家行为出现的春耕运动。促使王观澜零距离观察苏维埃田园的,正是毛主席领导的查田运动。

      二

      不记得有多少次路过大柏地,打量那片关山,遇见那条彩练。那首领袖的词章,那轮雨后的斜阳,那堵墙壁的弹洞,还有那座静止成遗迹的古祠,成为我自小到大关注的人文景观。陈陈相因的历史注解,让我对其抱有单向度的解读:这只是一场战争,有关意志,兵力悬殊,生死存亡。直到阅读了《静静的顿河》,才发现另一个观察角度。

      在顿河边,有一个叫鞑靼村的地方,格里高尔和他的哥萨克乡亲正为道路选择而犹豫。最初红军来到鞑靼村,却没有给哥萨克留下好印象。一名红军士兵想对村民实施流氓行径,虽然政委严厉批评了这名落后的士兵,解释白军杀了这名士兵的全家,导致这名士兵变态地对待村民,但白军暗地里挑唆,加上哥萨克容不得“外来户”的观念——对外来户实施残酷打击,他们总认为创立苏维埃就是俄罗斯的庄稼佬会进村来共产共妻分土地,于是一场暴动就在有枪有弹的村民手里轻易地发动了,从而把哥萨克男人多数推向了白军一边。

      读到这里,我不由想起中国南方的另一个村庄——大柏地。1929年春节,红军从井冈山来到赣南,一路被国民党兵围追堵截,几乎陷入绝境,最终在大柏地设伏迎敌,并取得胜利。由于赣南老表对红军非常陌生,军队进村时虽然临近年关,但大多数村民却离家进山躲藏了起来。红军为了生存,不得不入户留下欠条向老表借用食物。几个月后,红军回到大柏地,在圩场上摆开了摊子,毛泽东亲自给乡亲们解释,向老表们退还和赔偿战斗中的损失。如果从军事角度看,是意志决定了大柏地战斗的胜利,但如果从政治角度看,是钢铁般的廉洁纪律决定了红军长远的胜利,红军和共产党最后能够在赣南立足建都,就是依靠群众对红军的信任和支持。

      其实,赣南老表从民系形成上看与哥萨克也有相似。哥萨克是俄罗斯大地上的“客家人”,早年由于不堪俄罗斯贵族压迫而逃到南方顿河流域,命运仍然是此起彼伏,慢慢又形成新的阶层分化、最终浑然一体封闭自守的新民系——哥萨克,他们对俄罗斯母系有着敬而远之的心态,有着好勇斗狠的性情。很明显,当一场苏维埃革命降临人间,顿河边的人群以不同心态迎接这场大风暴。这里虽然有施托克曼们早期的革命宣传,但沙皇和克伦斯基先后倒台,军阀科尔尼科夫政变失败后撤退到这里,顿河成为白军反攻的基地,这就进一步加剧了顿河苏维埃运动的难度。这样,布尔什维克和红军在执行莫斯科政策时出现的失误和偏差,轻易地激起了哥萨克的暴动。从这个角度理解,大柏地战斗不但是军事上的胜利,更是政治上的胜利。作为初入赣南的奠基礼,红军能够在赣南开辟革命根据地,显然得益于自身鲜明的血统:廉洁自律。

      红军进入赣南,就十分注重维护自身形象。萧克是大柏地战斗中担负引敌任务的将领,在瑞金还流传着他买黄瓜的故事。大柏地战斗后几个月,红军要入闽作战扩大革命根据地,有一天驻扎在瑞金的武阳村。沿途的村民由于受到欺骗宣传,听说红军来了赶紧躲进山里。红军经过的地方连一口茶水也找不到。这一天,太阳火辣辣的,大地像蒸笼一般直冒热气,战士们又饥又渴。为防痢疾,部队规定不能喝生水。警卫排长向萧克报告:走在最后的一个大队战士们看到田里一畦畦成熟的黄瓜,摘来吃了,请支队长处理。萧克一听,立即传唤大队长,厉声批评:“红军在井冈山时就制定了维护人民群众利益、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纪律,你是大队长,应该带头遵守才是。现在,我们要立即回头找瓜主向他检讨,赔偿损失挽回影响。”最后由于找不到主人,红军只得写下张字条,连同23个铜板放到瓜田里。

      阅读《静静的顿河》,我总会不自觉地进行比较:如果是朱毛红军来到顿河,就不会产生后来的哥萨克暴动了,也就不会有后来顿河民众与红军持久对抗的悲剧。当年大柏地战斗中彰显的“红色血统”,其实就是一条风雨彩虹,在岁月中越来越明媚。显然,维护这种血统本身就是一场战争,新中国成立以来不断刮起的反腐风暴,就是对中国共产党初心的一次次检验。我曾在《红色中华》阅读到大量斗争的情景。有一篇题为《云集区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经过》的新闻,记录了当年瑞金云集村的开会“盛况”,那是一种热火朝天的“自我净化”:“所有代表的火力,斗争情绪,都是向着谢标(区苏维埃土地部长),骆春辉(特派员),曾存茂(没收征发委员)三人猛烈进攻,识破了他们的阶级妥协,怎样腐化……”可见,中华苏维埃被称为“世界第一等廉洁的政府”,并不是天然的存在,而是斗争的结果;红色,不是调色板上的红,而是红土地的红,是包含杂质而又排斥杂质的红。

      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那条明丽的彩练,一直装点着红色江山。如果说《静静的顿河》让我看到苏联解体的潜伏因素,那么我能从大柏地的彩练中看清当下中国打虎拍蝇的决心和智慧,这是一种严谨的历史逻辑:战争的胜利只是一时的,而战争果实的保鲜度与初心的坚韧度必然是成正比的。几十年来,我不断路过大柏地,看到“装点此关山”的叮嘱不断发出清晰回响,正是有一种“红色血统”由来有自、源远流长。

      三

      不再有船,也不再有木桥。但人们固执地想从岁月深处把那些铁马秋风牵出来,证明这是个不凡的渡口。

      这是瑞金市武阳镇深秋时节的一段河流。石砌的码头上,高大的香樟树和石子路互相依存。几百支火把陡然涌现,队伍沿小路往岸上涌去。望江亭和河神庙,在火把的照耀下显得神秘而肃穆。人们举着火把,在河神庙前的小广场上列队,随后拐上一条叫“店前街”的古街。古街上沸腾着的人们,好奇地张望着,拍照的人把手举得高过人头。而穿着红军服的队伍中有人热切地挥手,仿佛回到了87年前的那个秋天。

      灯光和火把,电子音响和红军服,在完成一个久远的夙愿。这是2021年瑞金市第二届长征节的一个节目。这场名为《告别》的情景再现,仿佛一场古老的舞蹈,在模拟先辈的光荣足迹。在现代交通条件下,河渡,早已是一个历史名词。新的桥梁在不远处横跨江面。一只崭新的龙舟躺卧岸边。紧邻望江亭的,是一栋新建的屋宇。这座内容丰富的纪念馆,有着教科书般的面孔,讲述着这个河渡和这片土地曾经发生过什么。

      但是,不再有船,也不再有木桥。那河渡上的铁马秋风,那河渡上搭桥的军民,是一种难以模拟的场景。村里的退休老师邹连庆对我说,直到一部叫《金刚川》的电影出现,武阳村的乡亲恍然大悟,仿佛懂得了当年的河渡,当年的战火,当年的悲壮。

      武阳的河渡,是红九军团的长征之路。1934年10月初队伍从长汀出发,8日拂晓抵达武阳渡口时还点着火把。绵江拦住了他们。河面只有13个桥墩和20余块木板组成的木桥。平时,人们从桥面走过,这木桥总是发出吱呀吱呀的响声,稍不留神就会掉到河里,摔伤或淹死的事情时常发生。简陋的桥梁,让首先抵达的队伍犯愁。

      上万名战士等待通行,搭桥成当务之急,但队伍自带的物资有限。这时,住在河畔的青年邹新宫起早解手,正好看到了岸边的火把。他赶紧告知武阳区的区委干部,邀集了几十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扛着木桩、榔头,拿着棕绳、篾条、马钉,飞奔来到河边。随后,村里的男女老少都出动了,成群结队的村民扛着木料、木凳、油瓶、布袋,来到渡口码头,开始紧张地抢修临时简易的行军桥。在原来木桥下游50米处,油桶和布袋装上沙石筑成桥墩,门板、床板、棺材板,铺成宽约一米的水桥。

      最紧张的是打桥墩,两个人一组,一人举榔头,一人扶木桩,拼命地打入河底之后,又用棕绳绑牢。邹时寰挥舞着榔头,一不小心打偏了。邹夜家扶着木桩的手顿时被砸得鲜血直流,但他忍住疼痛连声喊:“不能停!心里不要慌,两眼看木桩,搭好红军桥,一起上前方!”河上的人们深受鼓舞,跟着邹夜家喊起了这几句顺口溜,当成响亮的劳动号子。桥筑好了,红九军团的战士们浩浩荡荡越过河渡,迈步长征。1996年,原国家主席杨尚昆来到武阳参观,欣然为这座红军桥题词“长征第一桥”。

      今年夏天,我陪着新华社调研组来到武阳尾,又看到了古老的河渡。烽烟不再,古老的河渡和岸上的古街,已成为“长征国家公园”的一部分。坐在古街的木板小店,品尝丰富多样的小吃,村干部又讲起87年前的秋天。红九军团渡河长征的日子,正是重阳佳节前后。客家人的重阳节,喜欢炸芋包、薯包。送别于是成为一次重阳盛宴,客家美食为红军的远征增添无穷力量。

      我从邹老师的备课本上,读到了那则搭桥的故事。我也是从邹老师的讲述中,知道了村民用电影《金刚川》进行的类比。历史与现实,已隔着80余年时光。热心于收集历史和义务讲解的邹老师,显然是另一座穿越时光的桥梁。通过他,我知道了那位叫邹新宫的老红军。这个修桥后参军的小伙子,转业回到村里务农,直到1977年病逝。正是从这些先辈的口中,邹老师知道了铁马秋风,知道了悲壮的河渡。

      站在渡口,我仿佛又看到了那座木桥。邹老师说,这次修桥后村里就有51个年轻小伙子跟着红军走了。是的,在岁月的长河中,那51个小伙子成为追随红星的人,成为有信念的人,由此成为永远的桥梁,镶嵌在新中国历史中。

      四

      赣南的山河,对历史总是有着独特的记忆。为了对应过往的历史,我曾经在手机地图上反复打量那些河流,为此知道了它们的弯曲和走向。

      绵江与湘江,汇成了贡水。梅江收琴江,最终也汇入贡水。贡水一直到赣州城下,跟章水合成赣江。在赣南的群山之中,就是这些河流成为红色中华的摇篮。当然,红军要同中央苏区告别,同样是贡水以及它的支流们,用一个个河渡,见证那场80多年前的远征。只是相比于武阳村不时热闹起来的河渡,瑞金市瑞林镇长沙村的梅江渡口,显得更加安静。

      梅江,是比绵江宽十多倍的河流。那年秋天,红三军团从石城出发长征,经过长沙渡口时,万千军马同样被滔滔江水阻挡。长沙在梅江北岸。从长沙村到南岸,只有古老的船渡,由于江面宽阔,从来没有出现过桥渡。军马屯聚,船渡显然耽误行程。于是,一项抢修浮桥的任务摆在眼前。我至今没有读到那段历史的详细描述。也许是由于它的偏远,尽管它的繁忙和紧张远甚于武阳的“长征第一桥”。

      我从舅舅口中约略知道了这段历史。舅舅说,为了搭好一座浮桥,那年秋天两岸的村落都在征集各种木板,包括门板。我为此从梅江经过,会想象江面上陡然出现一排门板的壮观场景。梅江两岸,门户大开,就像腊月迎接过年时那样,门板被拆下来投到江水中浸泡。这些门板像宽阔的水漂,从南岸通向北岸,从北岸通向南岸。门板用马钉组接,无数的民夫和木匠忙碌了一天一夜,千军万马过后又拆开,回到了千家万户之中。

      我舅舅那时还没有出生。他看过的红军,是我的外公,一位长征后失散回乡的红军。舅舅从小听过红军长征的事情。而在他十来岁的时候,他亲眼看过长沙渡口有一支军队在拉练,模拟了当年红三军团过渡的场景,再次征用了两岸乡亲们的门板。那是上世纪70年代的事情。或许,从红军到解放军,在梅江的河渡上,就是为了深切地体验一句话,“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当红三军团的战士们在梅江的河渡上,踩着千家万户的门板涉水远征,这句话并非只是一个比方。

      送别红军的,是无数的门板;正如支撑红军的,是无数的门户。红军的每一次出征,不只是军队自身的体力。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为了准备远征,当年中央苏区屡次发起征粮运动,先是突击征粮24万担,后来又是突击借谷60万担。我曾经从《红色中华》报上,感受到长征前夕的紧张和迫切。竞赛,排名,批评,表彰……密集的报道背后,是一担担粮食走出千门万户,来到红军的队伍里。在《长胜瑞金同时完成秋收借谷》这则新闻里,我读到了我的家乡:“瑞林区一个工作人员大会上就借到一百二十三担,后来把这个例子发扬到各乡去,鼓动干部以身作则来领导群众,结果该区七八天中就完成了六千余担。”

      当年的瑞林区,从瑞金县划到了长胜县。我太祖父的弟弟,是当年瑞林区耕田队的队长。耕田队,就是帮助红军家属义务耕地,让大家积极参军和交粮的力量。长征前夕,瑞金县和长胜县像刮起了一阵风暴,苏区的干部群众在隐约的希冀之中奔忙,用粮草和门板为引线,送别一支庞大的队伍,像放飞一只巨大的风筝。

      信念不变,江水悠悠。今天的梅江,长桥飞渡,天堑已变通途,而一项新的建设工程正在启动。悠悠绵江哺育瑞金城,成就了一座千年古邑。而滔滔梅江水量丰沛,从瑞宁边界悄然流过。近年来,随着新城镇及工农业迅猛发展,绵江流域用水渐趋紧张,让梅江水流向城区,助力红都振兴发展,像当年苏区时期打破迷信开挖红井一样,由不可能成为可能。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瑞金最大的民生工程。而开工的日期,就选在11月7日。

      跟水有关的苏区故事,在红色国度中屡见不鲜:领袖开挖红井,帮红军家属挑水,为乡亲们车水润田,带战士们修筑东华陂……所谓“上善若水”。执政为民,水济苍生,正是一个政党初心所在。站在梅江边,我又想起那句“载舟覆舟”的古语。是的,在怀抱红星的大地上,这句话成为历史经验,成为现实延续。一心为民的政党,无私奉献的人民,总是共济于历史的长河中。

      □ 范剑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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