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书房、书院、书店、图书馆，就必须有书。

　　书，对人类社会极其重要。高尔基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此话确实经典，流传甚广，耳熟能详。人是光明的动物，他的心地是要向善，他的脚步是要向上，书呢，就是攀登文明之峰的阶梯，开启文明之门的钥匙，照亮文明之路的火把。劳动创造世界，知识就是力量，科技引领未来。生活没有书籍，就好比大地没有阳光；人生没有阅读，就好比鸟儿没有翅膀。只有读书，我们才能在人生的大路上稳步前行，拾级而上，行稳致远。

　　高尔基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书，记载历史，承载文明，传递文化，启迪未来。书的写作、制作，本身就是历史、就是文明、就是文化。人类写书，写在石头上、写在龟甲牛骨上、写在青铜上、写在竹片木板上，外国人还写在泥板、纸草、羊皮，都不简单，更不容易。在羊皮上书写是用火烙写的，一张羊皮写不了多少字。据说一部上百万字的圣经要400多张羊皮。《圣经》是集中犹太民族集体力量化了数百上千年写成的巨著，同时期中国最长的著作是司马迁《史记》，50多万字。司马迁是当时国家图书馆档案馆的馆长，他是依靠国家财力，花了几十年才写成。中华民族是文化灿烂的伟大民族，她对世界文明贡献甚多，其中四大发明中就有两件与书有关：造纸术和印刷术。

　　有好书，就要保管好，保护好，传承好。中国人注重藏书，书，写好之后，要束之高阁，藏诸名山，传诸后人。比如清代像四大私人藏书楼，江苏常熟的铁琴铜剑楼、浙江湖州的皕宋楼、山东聊城的海源阁、浙江杭州的八千卷楼，都是有名的藏书之地，名扬天下。

　　有人提过这样的问题，如果我们人类社会，书籍典籍突然全部消失，那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们还有没有办法凭记忆把这个社会重建起来？所以，书，是不能弄丢的。

　　中国人特别珍惜书，把书视如珍宝，敬如神明。在中国人看来，不读书，是最大的无知，不爱惜书，是最大的愚蠢。丢失了书是最大损失，损毁书是最大的罪过。秦始皇历史功绩大家都承认，可焚书坑儒是他不可饶恕的一个罪责。

　　书的爱惜与保护，是最大的善举与功劳。中国历史上，多有爱书成痴、视书如命的人和事。就是在秦始皇焚书坑儒之时，伏生冒死将记录尧、虞、舜、夏、商、周史典的《尚书》藏在墙壁的夹层内，直到秦亡汉立、时世安定之后，才掘开墙壁，取出《尚书》，由于水湿虫蛀，百篇《尚书》只剩29篇，但这份中国古代的宝贵文献却得以传承。

　　著名教授潘光旦任教于清华大学时，曾住清华园新南院11号。1936年，院内藤萝架上结了一对并蒂葫芦。有人告诉他，结出这样的葫芦的概率是亿兆次不见得一遇。潘氏遂请其舅父沈恩孚写了“葫芦连理之斋”匾，挂于书房。梁实秋在《雅舍小品选·书房》里描述说：“潘光旦在清华南院的书房另有一种情趣。他是以优生学专家的素养来从事我国谱牒学研究的学者。他的书房收藏这类图书极富。他喜欢……用两块木板将一套书夹起来，立在书架上。他在每套书系上一根竹制的书签，签上写着书名。”这种书签保存在潘光旦女儿手中。而连系两块木板用的彩带，是潘光旦母亲的手工。潘光旦14岁丧父，由母亲沈恩佩抚育长大。其母知书达理、性格坚强、处事通达，她的两个儿子都毕业于清华。她对子女管教严，注重对子女的教育，战乱时从乡下逃到上海，她舍弃家中好多物件，却带了四担子书。1930年代，老太太“虽已年老体衰，却不肯闲坐无事。她手握一个木制小梭，用彩色的纱线织出宽窄不同、花纹各异的带子”，系在儿子的竹制书签上。对母亲的爱与教诲，潘光旦铭记于心，有诗云：“忍看慈母手中线，翻作残编夹上棉”。母亲去世时，潘光旦极为哀恸，在小阁楼上独处三天，不肯下楼吃饭。潘光旦一生爱书，有点钱就去买书。他1926年从美国回国，为买《达尔文全集》，他倾其所有，回到国内下船时，身上仅剩一元钱。如此日积月累，书满四壁。1953年，潘光旦调任中央民族学院，书太多，家里放不下，学院专门给他一间屋子做书房。1956年12月10日的《文汇报》说，“他的屋子里四壁都是书，……办公室里四分之三的地方被书占去了”。因其收藏丰富，朋友、同事、学生时常上门求问，他也常为别人查书。当年为研究中印边境问题，寻找边境史料，周恩来曾借用潘光旦的《不列颠百科全书》，并附亲笔信。“文革”时期，潘光旦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红卫兵抄家时，只抄出一百几十元的存款，质问说：你这么有名的教授，怎么只有这么一点钱？潘光旦回答：“我的钱全买书了。”

　　书的失而复得，是最大的幸运。1898年殷墟甲骨文的发现、1900年莫高窟藏经洞敦煌写本的发现，都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大事件。最近，南昌海昏侯汉代大墓出土的两万多件文物中，那些青铜器、玉器、金饼、麟趾金、马蹄金、五铢钱等等，当然珍贵，极其珍贵，可最让人惊喜与兴奋的，还是那几千枚竹牍——汉代的书。

　　竹简木牍是中国时期的书之一。图为南昌西汉海昏侯墓出土的竹简(位于主椁室西室南部)。

　　毛泽东1930年在寻乌调查时写下的《反对本本主义》，但后来戎马来倥偬，不慎失落，直到1960年代初才发现。毛泽东十分高兴，就像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孩子一样。

　　为什么中国人这么重视书？因为，不管什么形式的书，牛骨乌龟壳上的、摩崖石碑上的、竹简木牍上的、丝帛纸张上的，不管是三坟五典，还是经史子集，那里面都飘荡着中国人的魂，都跳跃着中国人的命。中国人正是这样祖祖辈辈在一代一代接力相传的历史长河中爱书、看书、读书、写书，牵住了自己的魂，立住了自己的命。

　　试想一下，如果没有《论语》，还有孔子吗？没有《朱子语类》，还有朱熹吗？没有《传习录》，还有王阳明吗？可以断定，如果没有《四书》《五经》、《二十四史》、《资治通鉴》、《永乐大典》，中国的历史就魂消魄散，性命难保。现代社会，知识爆炸，书成海洋，书的形式、书的类型，都日新月异，层出不穷，变化太大，发展太快，但书的作用和意义一点也没有降低，正因为如此，社会才会更大踏步地飞速前进，人类才会更加元气充沛、生命活泼。

　　中国历史上，没有公共图书馆，书藏在哪里？一、藏在宫里。二是藏在坟里。三、藏在庙里，每个庙里都有藏经阁。当年的庐山东林寺就号称“天下经典一寺收”。最后要重点一提的是：四、藏在家里。

　　南唐统治相对稳定，注重文治，大办学校，广育人才，可连首都金陵的官学里都找不齐书刊典籍图册。南唐前主李昪就诏令郡县搜求。江西吉州(今吉安)刺史贾皓发现庐陵县的儒生鲁崇范的家里竟藏有整一屋子书，就向他购买以贡献朝廷。鲁崇范献出家藏，谢绝报酬，并发表一通高论：“坟典，天下公器，世乱藏于家，世治藏于国，其实一也。吾非书肆，何酬价为?”(《南唐书·鲁崇范传》)你看，做得好，讲得也好呀。

　　中国历史重传承，重文脉，重诗教，诗书世家很多，三国的三曹父子、北宋的三苏父子，江西各地更是多有“一门五进士，隔河两状元”之类的现象，所谓“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有人说，中华文化数千年得以薪火相传、弦歌不绝，究其根底，得益于中国典籍图书不绝不灭。而中国民族之所以典籍图书不绝不灭，除了历代政府征编修撰、整理研究之外，更在于中华民族的家庭家族的远绍近继，生生不息的家学渊源。此话不假。

　　陈寅恪曾说，“学术文化与大族盛门不可分离”。那些名门大族、文化世家的背后，有学术文化的底蕴，有读书人、文化人的家族群体，有读书的家学渊源，有读书的家风祖训。诗书传家是自古以来名门士族念兹在兹的共同理想，正是这些家族文化传统的层层相因，家学与师承的薪火相传，累世不绝，文化理念的慎终追远，中国文化的典籍图书也得到代代相传。现在，我们提倡学习型政党、学习型国家、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单位、学习型干部，等等，可别忘了，还要建设学习型之家。

　　中国的世家望族具有鲜明的共同特征：家族成员具有强烈的文化意识；家族上下具有浓厚的学习氛围，重视教育，注重家学；家庭和家族重视文化生活和文化交往，所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家庭和家族要有图书储存和文化积累，“耕读两件事”、“书香传家远”成了中华民族千百年一脉相承的文化传统。

　　家庭、家族是组成人类社会的基本单元，在中西方社会都倍受重视。不过，西方人多讲贵族出身，讲究血统的纯正与高贵，什么“一个富豪可以一夜造就，一个贵族则要三代的基因传承”;而中国人则多讲书香门第，讲家学渊源，讲书生意气，讲门风家规。一个家庭、一个家族的官运、财路可能会在时代的长河里中道衰落，隔断散尽，所谓“富、贵不过三代”。但如果读书，这个家庭、这个家族在文化上、精神上、思想上的文脉、气质、风气、传统，却可以草蛇灰线，薪火相传。所以，在中国人看来，只要读书，英雄不问来路，平民可以翻身，文化可以传承。现在，我们仍然需要鼓励、号召、推动每个家庭都来买书、藏书、读书。只要读书，一个家庭、一个家族、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就能生生不息，长风万里。读书，使人明理知礼，使人精神高贵，使人志向高远，使人大有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