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生立志，要抓住三个关键点

　　当代中国文化传承发扬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也强调做人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要做好学生、好工人、好农民、好战士、好干部等。也强调在新时代要成为一个这样的人，既要读书学习，也要立志修身。

　　立志，就是要有理想，有信念，有志向。志向，是人生的初心，是人生的方向，是人生的力量。所以，人，要想成人成才，要想做事成事，理想、信念和志向是非常重要的。

　　五四青年大都在20岁左右，他们的老师也不过30~40岁，比如陈独秀40岁；李大钊30岁；胡适27岁；鲁迅38岁；还有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如傅斯年23岁；罗家伦22岁；钱玄同32岁、刘半农28岁、周作人33岁、郑振铎21岁、沈雁冰即茅盾23岁、俞平伯19岁；罗隆基萍乡人，23岁；郭沫若27岁；梁漱溟26岁；朱自清21岁；瞿秋白20岁；毛泽东26岁；谭平山33岁；高君宇23岁；顾颉刚26岁；郭绍虞26岁；孙伏园25岁；冯友兰，24岁。

　　真是群星灿烂，正像毛泽东所说："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这个风华正茂是心地的纯净，思想的高尚，精神的飞扬。尽管那个时候的祖国，山河破碎，国将不国，可中国青年却理想饱满，志向高远，每个人都想着把民族复兴，使祖国强大。

　　"五四"那批人：一，是一些有才华的人。一个个学贯中西，博古通今。二，是一些有气场、有气质、有气度的人，总之，是一些有气象的人，所谓"五四气象"。三，更重要的，是一些把天下兴亡扛在肩上，有理想、有志向、有梦的人。

　　1918年，胡适，27岁，已是全国知名的文学革命的倡导者。他在哥伦比亚大学还没毕业，正在通过博士论文，北京大学就聘请他回来当教授，了不得。回来的时候，林语堂迎接他，两人见面时，林"犹如触电"。胡适也牛气冲天，狂得可以。他引用了荷兰人文主义者拉斯摩斯从意大利返回祖国荷兰时的一句豪语，说："我们回来了。一切都会不同了"。果然，他回来以后，白话文开始了，新文化运动开始了，他跟陈独秀、鲁迅等人，打倒孔家店，掀起思想文化革命的滔天巨浪，真的一切都不一样了。"五四"的那些人，都觉得自己就是这样一些可以挽救祖国、推动民族进步的人。

　　人有两点品格很重要：一要能忏悔，二要有理想。孔夫子说，君子一日三省。人要能忏悔，只有反思自己、检讨自己、忏悔自己，总结经验，才能不断完善自己，才能不断地进步。同时，人还要有志向，有理想，有了志向，才能看得远，才能走得稳，才能走得远。所谓"改变自己，最大的力量就是忏悔;成就自己，首要的工作就是要立志。"

　　《围城》的作者钱钟书，牛津大学毕业，超级牛人，他说过一句话，"前半生不要怕，后半生不要悔"。人在年轻时要敢想、敢说、敢干、敢闯，不要老盯着地上，生怕摔跤，怕这怕那。要有一点理想，要有志向，要有一点胆量。走路应该看着天上的星星，盯着远方的目标，这样可能会因没注意脚下而绊倒，但别怕，没关系，爬起来继续向前走就是了。定位决定地位，想法决定做法，你把定位定得多高，你的人生就将走向哪儿，你对人生的想法是怎样，就会决定你的人生是一种什么活法。

　　1928年，梁漱溟应邀到中山大学哲学系讲《如何成为今天的我》。梁漱溟说："大学里办一个哲学系，招一批学生来学哲学，天下最糟，无过于是！"梁漱溟断言：这样学，"一定没有结果"。

　　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大学不能是一个知识的传授器，不能是一个职业的培训所，大学生光学知识是不够的，关键是要有想法，要有志向，要有主见，"最初一点主见，便是以后大学问的萌芽，有了萌芽才能吸收营养，才能向上生枝发叶，向下入土生根。"

　　邓小平讲中国的年轻人要做社会主义“四有”新人，即：有理想、有道德、有纪律、有文化。其中"两有"最重要，这就是：有理想和有纪律。

　　那怎么确立志向、树立理想呢？有三个关键点：

　　1、个人的志向要和民族的方向相联系。

　　人的理想要大理想，志向要大志向。何为大理想，何为大志向？一定要当大官，一定要发大财，一定要长寿，这些都不是大志向。那些求神拜佛的，他一定在拜自己的心愿，我要考个好大学，要考多少分，雅思要通过多少，托福要通过多少，等等，这些都不是大理想。中国人讲的要大其心，大其志，是把个人理想、志向和民族的命运，祖国的前途连在一起。立志要立天下志，起心要起报国心。

　　人跟人，就因为这个理想和志向，不一样了。而不在于你考了90分，我考60分，你月薪1万元，我月薪5000元的，人跟人的不同不在这个。大学，不是发文凭的地方，也不只是传授知识的地方，它是一个栽树造梦、教书育人的地方，是一个塑造新人、塑造理想的地方。真正的大学毕业，也不是毕业证那张纸，所谓毕业，要知识渊博，学富五车，更要信念坚定，志向远大，成为一个有梦想、有理想的人。

　　中国人讲的志向从来就不是个人之志，而是天下之志。这是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陈胜吴广起义的陈胜，年轻时跟人打长工，在土里刨食，却站在田间对身边的穷哥们说："以后我们大家富贵了，赚了钱，当了官，都不要互相忘记呀。"("苟富贵，勿相忘")

　　同伴们取笑他说："你看看你这个德性，现在还在耕地，打长工，哪里来的升官发财、富贵荣华一说呢？"

　　陈胜长长地叹息，说："唉--，你们这些燕雀怎么理解我这只鸿鹄的志向呀。"("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陈胜的鸿鹄之志是什么呢？是要推翻王权。后来他在被抓去修长城的路上起义了。这件事情被司马迁写进《史记》里，成为最重要的一章。

　　所以，中国人的大志向是什么？首先就是修齐治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陆九渊讲的，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都是大志向。

　　中国现代文化、当代文化尽管吸纳了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滋养，但中国现当代文化讲的立大志，还不是古代文人讲的成贤成圣的个人道德修炼，与那种修身治国平天下也不完全一样，更不是个人拯救天下的英雄出世，而是个人志向与民族前途、祖国命运的结合。

　　我们可以比较起来看——

　　李鸿章(1823-1901)说过一句话："一万年来谁著史，八千里外欲封侯"。口气大得不得了，他也确实做到了中堂大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不得的人物。但，李鸿章是土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他的志向是个人理想，且散发着浓厚的封建气息。

　　蒋介石，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海归。1909年，22岁，在日本振武学校留学，写下一首《述志》："腾腾杀气满全球，力不如人万事休！光我神州完我责，东来志岂在封侯。"

　　应该说，蒋介石也是有理想的，有志向的，但他代表的是资产阶级的理想，他认为地主阶级的封侯志向是小儿科，他"东来"日本留学，志向岂止在封侯，封侯对他来讲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光我神州完我责"，他想民族独立，要统一中国。

　　这个志向比李鸿章高，确实反映了资产阶级想求得民族独立，要实现祖国统一的要求。到1930年，蒋介石也的确在形式上把五大军阀搞到了一起。但是，尽管口气也大得不得了，他的理想却仍然境界不高、格局不大，志向不远。为什么？他摆脱不了资产阶级立场的局限，资产阶级相信资本，相信丛林社会，不相信弱者。蒋介石一辈子相信武力。

　　他当时跟着孙中山的时候，很相信达尔文主义，并简单地把达尔文主义移到社会上，变成社会达尔文主义。他要孙中山帮他题个词："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过了半个月，孙中山跟他写了一个："天下为公"。

　　后来，蒋介石手上有了杀人的枪，枪内压满了杀人的子弹。就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并在第六天，发表《敬告全国国民党同志书》，表示"伟大任务在于拯救中国"，这话不错，关键是怎么拯救中国。蒋介石说出了那段广泛流传的名言:"党在，国在，我亦在；党亡，国亡，我亦亡"，突出来了"我"，丢掉了人民。

　　再看毛泽东，无产阶级代表人物。1925年秋，毛泽东32岁，一个穷学生、一个小青年，却写出"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被认为是最酷、最牛仔的一句话。此话很有雕塑感，极具视觉冲击力。

　　一个人"独立寒秋"，令人想起刀郎那个歌词："我站在北方的天空下，任晚风吹乱了我的头发"，这个歌唱得很牛仔，可比起毛主席的词，刀郎有点摆姿势。不知道刀郞写这歌词时是否读了毛泽东的这首词。

　　毛泽东说："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蒋介石讲"岂止在封侯"，是说封侯还不够，还要统治中国。而在毛泽东眼里，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眼里，再大的侯(万户侯)也如粪土。为什么？这只是少数人当官。林彪在延安当抗大校长时，作报告，讲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林彪走上讲台就讲一了句：资本主义就是少数人发财，社会主义就是多数人发财。说完这句话，就结束了讲话。他虽然没能阐述清，却讲得准，讲得对。共产党的哲学，就是穷人的哲学。少数人当官算什么，要的是广大人民翻身得解放，当家作主人。毛泽东说："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他说的是当时的国共领导权之争，说的是要想把握住历史的进程，共产党就要掌握领导权，人民大众就要主宰沉浮。理想志向是极其远大的。

　　毛泽东、蒋介石、李鸿章这三个人都谈到了"侯"，但境界根本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呢？就是毛泽东的志向，是跟祖国、民族、人民连在一起，是跟阶级的命运、天下的兴亡连在一起。

　　所以，立大志，并不是要当大官，发大财。孙中山先生讲，立志要立志做大事，不要想着做大官。一个人要有大理想，要有大志向，关键是要把个人的理想和民族的命运、祖国的前途连在一起，这样才能有大出息、大格局、大气象。

　　1993年9月16日，邓小平弟弟邓垦问他："你将来有什么理想？"邓小平讲："国家发展了，我当一个富裕国家的公民就行了。"

　　这句话很普通，没有惊叹号，不像格言警句、豪言壮语，平平淡淡，却散发着人性的美和党性的纯，这话把国家和个人、事业和个人的关系说得很透彻、很深刻，首先要把祖国建设得富裕，然后做富裕中国的一位普通公民。这是共产党人的理想和志向。这种定位，没有大胸怀、大境界，是讲不出的。

　　毛泽东也曾讲过："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也表达了这种关系和境界。祖国富强了，山花烂漫，而自己只是其中的一朵。我们去看绘画，中国古代的文人花鸟画，都是画一朵花，一朵兰花，一朵荷花，出淤泥而不染。一支梅花，一朵菊花，寒风来了，秋冬时节，但傲霜挺立，却孤芳自芳，自我高洁，就我一个，与众不同。屈原就讲：众人皆醉我独醒。但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眼中，就是人民，就是民族，就是祖国。人民是大地，人民是英雄，自己是其中的一分子。你看关月梅的梅花，不是一支，而是满满的一个画面，且枝枝向上，每枝梅花都含笑怒放，山花烂漫，遍地英雄下夕烟，六亿神州尽舜尧，我只是其中的一个。这是共产党人的志向。这就是个体与民族的关系，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远大理想和志向，自由人的联合体。

　　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不能少，一个不掉队。这是多么伟大却又艰难的任务！靠上帝神仙？靠个人英雄主义？靠善人慈悲怜悯，都不会做，也做不到。但共产党要这样做，也能做得到。现在，只要去看井冈山，去看赣南原中央苏区，看看人民群众的笑容和心声，看看那里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就能深切地感受到：中国共产党率领中国人民做的共同富裕这个事，志向是非常远大的，是一定能做到的。

　　所以，中国青年人要想站得住，走得远，就要想得开，看得远，放大自己的境界，做大自己的格局，首先就要立大志，把一滴水汇入大海线，把个体融入集体，把个人梦和中国梦连在一起，把个人的理想和民族的前途、国家的命运连在一起。

　　当年，"五四"运动爆发时，胡适的老师杜威正在中国讲学。杜威近距离地目睹了整个事件，他立即给远在美国的女儿写信说：这些参加游行的孩子们，竟然负起了一场政治改革的领导责任，受到人民的欢迎，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

　　90多年来，一代一代的中国人，特别是一代一代的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够死地求生，前赴后继，后来居上，从胜利走向胜利，就是处理好了立志，立什么样的志，立大志的关系，就是能够把个人梦和中国梦结合在一起。

　　所以，立志首先就要处理好个人和国家的关系。个人的进步跟人民的事业、跟民族的命运的关系，就是风筝和风的关系。如果没有风，这个风筝飞得起来吗？只有当民族和祖国的命运像天风浩荡一样，个人命运的风筝才能越飞越高。

　　2、立志要有真理作支撑

　　怎么样才能立大志呢？要掌握理论，掌握真理。立志，不是喊口号，不是脸红脖粗谁的调门高，不是豪言壮语谁说得好，谁的志向就远大有理想。理想信念不会自发的产生。坚定的理想信念，必须建立在对真理的深刻理解上，建立在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之上，建立对自己命运的深刻自觉上。只有理论上的成熟，才有思想上的清醒，只有思想上的清醒，才有政治上的坚定，只有政治上的坚定，才有行动上的自觉和创新。

　　五四运动中胡适和李大钊有一场"问题与主义"的争论。胡适认为"五四"新文化要解决的就是吸鸦片和吐痰卫生的问题，要从具体的问题做起。而李大钊讲：主义是要有的，没有主义是不行的。为什么呢？就是要掌握主义，懂得真理，才能解决具体的问题。如果没有理论指导的话，那问题永远是问题。

　　现在，我们讲立志，首先要讲主义，要讲信仰，讲理想，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以，谈理想，谈志向，就要谈理论，谈主义。现在中国要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中国的国企怎么搞？中国的工业怎么搞？中国的科技怎么搞？中国的高校怎么搞？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如何坚定不移地走下去？所以，我们现在要立志，就要学好用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理想、志向不完全取决个人的经历。前段时间有人讲：当年中国人为什么要闹革命搞造反？搞改良、不流血不是更好吗？回答是：被逼的，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所以逼上梁山，造反有理。这个论断是对的。比如，赣南老闹匪，客家人从中原来到这里，好田好地都被土籍占了，收成收获都被地方抢了，只能到山上搭个窝棚住下，山上不能种稻子，只能种红薯。碰上灾年，就只能贩私盐，而一贩私盐，官府就剿，于是反反复复，官逼为匪。但是，这不能完全解释许多富家子弟也走了革命道路呀。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很多人是富家子,本来可以活得优哉优哉的。他们并不是活不下去，怎么也丢掉家财万贯去闹革命了呢？叶剑英在回忆录里讲："4.12"反革命政变的时候，我是师长，一个月2万光洋的工资，不贪污、不吃空饷，一年下来也有20多万光洋。但是，蒋介石叛变革命。我想来想去，这条路走不通，于是通电反蒋。这两万光洋不要了。还有贺龙，是军长，当时师长一个月薪水2万，军长则翻了一番，5万光洋，贺龙也不要了，跟随周恩来，参加南昌起义，担任总指挥。起义部队走到瑞金时，在最困难的时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2万、5万光洋是什么概念呢？井冈山斗争时期，红军从军长到士兵，每人每天5分钱的伙食费。一头是2万光洋，一头是5分钱。如果再倒退10年，在1917年，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当图书馆管理员，也有8元光洋。陈独秀是260元光洋一个月，四年的工资可以在北京买一个四合院。可他一当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就一分钱都没有了。成了职业革命家，没有收入来源了。而且，共产党的军队是没有薪水的，国民党的军队倒是有薪水的。1931年，董振堂率领14000人国民党正规部队在江西宁都起义。他们在起义之前是有工资的，投诚当红军了，就没有军饷了。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军队被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开始还有点军饷，皖南事变之后，蒋介石就取消了军饷。可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为了民族的解放，为了人民的利益，冲锋陷阵，名利不沾边，共产党真是一批了不起的人。

　　这些共产党人为什么会抛弃高薪、变卖家产，投身革命呢？并不是他们个人活不下去，逼得没办法。而是懂得了真理，掌握了规律，认识到自己的祖国、自己的民族为什么这样多灾多难，濒临灭亡，这样走下去不行，要走另一条路。

　　所以，什么是"立志"？要跟追求真理联系起来。毛泽东认为，离开真理谈立志，那不叫立志。那只是对前人中有成就者的简单模仿。真正的立志，必须建立在追求真理、掌握规律的基础上。若"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

　　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在致黎锦熙的信中讲，要想动天下，就必须要动天下之心，而要动天下之心，就要有大本之源。这个大本之源就是宇宙的真理。这个宇宙的真理是什么呢？就是马克思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理想，就是社会主义道路。"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

　　……今人动教子弟宜立志，又曰某君有志，愚意此最不通。今人所谓立志，如有志为军事家，有志为教育家，乃见前辈之行事及近人之施也，羡其成功，盲从以为己志，乃出于一种模仿性。其始所谓立志，只可谓之有求善之倾向，或求真求美之倾向，不过一种之冲动耳，非真正之志也。虽然，此志也容易立哉？

　　首先是寻找真理，然后还要实践真理。毛泽东说"志者，吾有见夫宇宙之真理，照此以定吾人心之所之谓也。真欲立志，不能如是容易，必先研究哲学、伦理学，以其所得道理，奉以为己身言动之准，立之为前途之鹄，再择其合于此鹄之事，尽力为之，以为达到之方，始谓之有志也。如此之志，方为真志，而非盲从之志。"

　　在毛泽东看来，那种"模仿性"的立志，"不过是一种冲动耳，非真正的立志也"。真正的立志，必须求得宇宙的真理，并按照真理来决定自己人心的方向，奉为自己言语行动的准绳，立为自己前进的目标，再去做实现这个目标的事情。

　　因此，毛泽东的立志救国救民和读书掌握救国救民的真理，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而且都统一到为国家命运、民族前途、人民幸福的奋斗行动中去了。现在，我们青年人要确立志向，实现理想，不但要把个人梦和中国梦结合起来，还要学好掌握当代中国最鲜活的马克思主义，坚定不移地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3、立志要和扎实的实践相结合

　　中国人的立志，不是立在口头上，而是要做在行动上。要做一个正人、好人、圣人，不但要读书，加强理论学习，还要实践。

　　即使读书，也要用科学理论武装自己的头脑，不断提高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保持对理想的清醒认知和对目标的执着追求，强调学习的过程要和修炼、锻炼的过程结合起来。这个锻炼，人性锻炼、人格锻炼、道德锻炼、党性锻炼，关键在"炼"，要不断锤炼自己，在改造主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中提升自己、检验自己。

　　毛泽东就讲过：读书是学习，实践也是学习，科学是更重要的学习。在中国文化里面，"学"和"习"是连在一起说的，但不是一回事。孔子《论语》那本书，开篇第一句话就是"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学完了以后经常去习，这也是很快乐的事情，是内心的快乐。孔子的哲学在一定程度上是"人学"，但同时也是快乐的学，人生是一个快乐的过程，是一个愉快的过程。这个愉快的过程，不是个人的寻欢作乐，是发展于为人做事，我为他人做事，我心里是很愉悦的。孔子这句话，学而时习之就可以看出"学"和 "习"是两回事。"习"的意思是"数飞也"，其繁体是：

　　上面是两个“羽”，下面是一个“白”，原来篆体是"自"，就是鼻子的意思。上面两个羽毛，就是小鸟不会飞，就要在练习飞，不断的飞，飞的时候，鼻子就喘气，就在不断的呼吸，小鸟这个练习飞翔，就叫"习"。所以小鸟飞不是学的过程，是一个习的过程。所以，做人，要不断的学，还要不断的习，不断的练，心上练，事上练，才能成为一个好人、正人、圣人。

　　王阳明的心学，十分强调知行合一，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十分强调心上练，事上练。“心学”不是心“学”、心“想”，而是要落到行动上，要和实践相结合。有人成天静坐默想，似乎志向定了，内心强大了，可一碰到问题，就乱了阵脚慌了神。王阳明说，这是只知静养的结果，似乎内心平静了，可仍然是向死寂中求。一碰到事情，必然手忙脚乱，忘了初心，丢了志向。其实，事非经过不知难，道理不是想明白的，而是在行动中悟透的，是在实践中掌握的。人必须要从事上练，才能立得住。

　　当然，时代是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实践论，比起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事上练，又要前进和高明了许多。王阳明的事上练，练的不是事本身，而是自己的心。王阳明的心学，更多是强调道德实践、个人实践，而今天我们的实践论强调的是既改造主观世界，也改造客观世界，强调要在改造客观世界中改造主观世界；既强调个人的道德提升，也强调个人的政治觉悟、思想水平、科学意识、文化素养和道德境界的全面提升；既强调个人的行动，也强调社会的运动，强调个人实践和社会实践的结合。

　　当然，王阳明的心学有哪些不足，今天我们对王阳明思想要有哪些突破和发展，这不是本文讨论的主题，我们将另文重点探讨。这里要说的是，人的立志，要落到行动和实践中去，这是我们中华文化从古至今一直倡导和坚持的优良传统。

　　总之，把握和传承中华文化要把握"一、二、三"：一个"人"的立足点：做人要做个什么样的人，怎样才能做个这样的人。做人成人有两个立足点："读书"和"立志"。立志要把握三个关键点：要和民族连在一起，要有真理作支撑，要和实践相结合。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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