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虹 张雷 著

江西美术出版社出版

唐朝诗人中，李白历来被人们誉为“诗仙”，但其实白居易才是唐朝皇帝亲封的“诗仙”——唐宣宗李忱为悼念白居易写下“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的诗句，从官方层面认证他为“诗仙”。白居易调侃自己醉心创作如同着魔，“酒狂又引诗魔发，日午悲吟到日西”，故又被称为“诗魔”。他与李白、杜甫被共列为唐朝三大诗人，特别是他把儒家亚圣孟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志向加以实践、发挥和改造，开辟出一种新的人格范式，就是“乐天知命”。被认为是上承陶渊明、下启苏东坡的重要思想财富，滋养了中国士大夫和文人的精神家园。

白居易所处的年代为安史之乱后的中唐时期，其时藩镇割据、宦官弄权、朋党倾轧，其间虽有过“中兴”的希望，但是旋即破灭，难挽颓势。白居易的文学创作既是这一历史时期的真实映照，也是他作为一个忧国忧民的有识之士，对个体生命的记录和思考。他一生“历官二十任，食禄四十年”，是中唐时期士大夫的典型代表。白居易作为一个朝中无亲故、以进士出身的寒门庶族，他的仕途除被贬江州（今江西九江）这一段沉痛打击之外，和李白、杜甫及一些同时代诗人相比，可谓顺遂（柳宗元被贬永州、刘禹锡被贬连州、韩愈被贬潮州，都比白居易更为偏远）。他在唐元和二年（807年）任翰林学士，为皇帝起草辞章，第二年授左拾遗，向皇帝进谏，指摘时弊，这是他一生中引以为豪的职位。被贬江州又被召回长安之后，他得到礼遇，授中书舍人。为躲避政治斗争，他自请外放到向往的杭州等地任刺史，后来官至正二品的太子少傅，晚年告病闲居洛阳，乐天知命，闲适身心。他自诩“非贤非愚非智慧，不贵不富不贱贫”，于75岁病逝。白居易在生前就已盛名称天下，“冠盖满京华”。

白居易像

白居易素以文体全面、诗文并擅著称。他在诗文创作题材的拓展上也很有贡献。在诗歌方面，白居易于新乐府诗、绝句、律诗无所不长，内容上也能做到“无题不能入诗”。在记、序、书、论、传、赋等文体上，白居易同样颇有建树，留下了《与元九书》等一系列重量级作品；白居易在奏状、诏诰、判、策、表等公文类作品的写作中有所突破，如他为应考而撰写的《策林》，将自己的文学视野拓宽至政治、军事、经济、民生等各个方面。他不仅著述丰富，于文艺理论也有所成就，提出了“根情，苗言，华声，实义”的著名理论，认为文学必须来源于生活、来源于真情、来源于时代，并反哺于时世。

语言平易通俗，是白居易诗歌最著名的标识之一。他的诗歌意到笔随，景到意随，号称不识字的儿童和老妪也能理解其大意。这是因为他的创作不仅仅是对上的“愿得天子知”，还是为民发声的“惟歌生民病”。正是基于这一点，他与元稹共同倡导了“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新乐府运动”，创作了《秦中吟》《新乐府》等讽喻诗，以反映民生疾苦和社会弊端，在诗歌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他的诗歌“上可裨教化，舒之济万民”，他也因此被后世诗人尊为“广大教化主”。

《行草白居易〈北窗三友诗〉》清 朱耷

比李白和杜甫幸运的是，白居易在世时，其“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的声名就响彻大唐。他不仅在当时拥有上至皇帝王公、下至平民奴婢的无数粉丝，在后代诗人群体中也备受尊崇。南宋罗大经说：“本朝士大夫多慕乐天，东坡尤甚。”大诗人苏东坡非常仰慕白居易，他的号“东坡”就是受到了白居易在忠州东坡种花种树的影响。白居易的一个唐代超级粉丝还把他的30多首诗歌纹在身上，被称为“白舍人行诗图”。

随着大唐国力的发展，白居易的作品还传播到当时的新罗、日本等地。他的文化影响力惊人，在海外的受欢迎程度甚至超过了李白和杜甫。在新罗，当朝宰相不仅愿意用百金换取白居易的一首诗，而且还能分辨出诗的真伪。在日本，白居易广受喜爱，曾有人因向当时的天皇进献白居易的作品而得到提拔。当时日本的贵族阶层把白居易的诗文作为文学创作的最高范本来进行学习和模仿。

今天，白居易的作品仍然拥有强大的艺术生命力，在英国出版的《古文选珍》里，他被称为“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