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来无事，整理书房，从犄角旮旯里，翻出一只旧皮包。老家拆迁时，很多零碎的旧东西没舍得扔，便一股脑儿塞进这皮包里。

　　皮包里有一本封面泛黄上霉、有年月的“硬面抄”本子。本子里面夹了一叠各式鞋样。曾经，这些废报纸或旧年画剪成的鞋样，都是母亲的宝贝。

　　叠好鞋样，我继续翻看本子。本子里的纸张已经风干发脆，掀起来哗啦哗啦响。忽然，我看到一些纸上画了“—”或者“О”的符号，“—”不直，“О”不圆，但力透纸背，像咬牙切齿画出来的。看着这些密码似的符号，我的心一紧，像被捶了一下——这是母亲当年的账单。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母亲的账单应该记于20世纪90年代初，距离现在得有三十多年了。三十多年前，父亲作为农村第一代万元户，不声不响没落了。后来，他像岸上的鱼，折腾过几次，没有成功，索性躺平。有段时间，他甚至连一块钱的香烟都抽不起了，即便如此，也不肯弯下身段放下面子找活干。而我，在学校混日子，成绩不好不坏。这个家，青黄不接，无精打采，重担全压在母亲肩头。其时，母亲刚四十出头。她养猪养羊卖菜卖粮维持家用，遇到急难事，比如害病作痛、交学费等，也向亲戚借钱救急。生活，上气不接下气的。

　　我们那有位姓周的泥瓦匠，脑子活，人缘好，拉起了一个包工队，给十里八乡的村民建房造屋。母亲托人说情，谋了个小工的活计。小工也叫壮工，顾名思义，得身体壮实，有力有劲，主要给瓦工(大工)打下手，拎灰桶、挑砖头、抬楼板、拌砂浆等，没有技术含量，是工地上最辛苦的工作。每一份气力都标注好价格，一天12元。

　　做小工，苦累自不必说，特别是夏天，母亲早上四点不到就起来操持家务，五点前要赶到工地。一天下来，汗水浸透母亲的衣衫，一条拧不干的毛巾，搭在肩头，尘土、污渍和晒斑，贴在脸上，像一张脸谱。人又不是铁打的，有的时候，浑身酸痛，扛不住，母亲也吃止痛片。

　　到了冬天，即使头上裹着方巾，也挡不住冷风，刀子一样刮脸。我记得，那时候，母亲的手指开裂了很多口子，深的、浅的，密密麻麻，毛毛糙糙，像一把刷子。她把橡皮膏剪成一根根细条，贴在裂口上，缓解疼痛。晚上，母亲打一盆温热的水，把干裂的手泡在里面，慢慢地，手像一朵枯萎的花，复活、饱满、红润起来。

　　幸得母亲体强力壮，踏实又肯干，不磨洋工不耍滑，包工头和大工都认可。就像以前，在生产队做工，无论是割稻收麦，插秧挑粑子，母亲是样样不落后，行行争第一。

　　忙碌了一天，临睡前，在昏黄的灯光下，母亲坐在床头，从席边下掏出“硬面抄”，拿出铅笔，狠狠地画上一个“—”或者“О”——母亲没有上过学，不识字，用笔不知轻重，她认为必须和做工一样用劲，才能刻下这个符号——“—”代表今天做了半天工，“О”代表做满一天。

　　“半天、一天、一天……”每到月底，母亲总要盘盘账，给自己结个工，她掐着指头数，翻来覆去地数。有时，倘若从包工头那预支个三百两百的，她都用铅笔涂去相应的“—”和“О”。

　　有一年，临近春节，包工头照例要盘账付工资，母亲揣着一沓钞票回来了。“我总觉得不对头，去前，我算好账的，怎么就少付我一天半的工钱呢？”坐在床前，母亲把“—”和“О”从头至尾又数了一遍。“还真少了一天半工钱。”母亲喃喃自语，算了吧，明年还要做的。

　　多年之后，我拿着从旧皮包里翻出的“硬面抄”，掀开，指着“—”和“О”这些密码似的符号，问母亲：“妈，这是什么啊？”母亲抓着本子，离得远远地，眯起眼睛：“啊呀，这是我以前做小工记的账呀，还留着啊？”

　　“当然得留着。现在，这可成了我的账单啦。”我回答。

　　□ 木鱼